需求分析视角下《警察公共关系》课程体系优化路径探析

基于需求分析视角，通过调查问卷方式对警察公共关系课程的课程设置现状与需求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目的是了解在校学生对该课程的认知与需求情况，以期构建持续优化的警察公共关系课程体系，更好的服务警察公共关系理论研究与教学研究，从而实现新形势下警务人才培养的目标。     

开发性PPP: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各类资源优化配置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随着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强调“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逐步成为未来发展趋势。传统PPP模式的广泛运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困境、提升了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但难以满足新型城镇化对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的要求。作为传统PPP模式在中国的创新性实践,开发性PPP在区域的主体功能设计、公共治理以及协调发展等方面做出新的制度安排和策略选择,能更好契合“以人为本”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是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     

受欺凌青少年的“沉默真相”及其行动逻辑——基于代际情感互动的视角

受欺凌青少年向父母保持"沉默",隐瞒被欺凌经历的现象十分普遍。本文从代际情感互动视角出发,通过网络民族志和深度访谈发现,当子代向亲代部分或全部披露欺凌事件,亲代继续实践日常情感互动模式会产生"虚假情感理解"甚至对子代进行身体惩罚,此外长时间的不良代际情感互动会导致受欺凌子代产生负面预期,为避免痛苦"再生产",理性的个体以向亲代保持"沉默"来进行自我保护。代际情感共同体建构是受欺凌子代实现共有感受期望的前提,代际情感互动的时空界限是真实理解受欺凌子代情感需求的基础,消解或转移受欺凌子代负性情感是打破沉默的关键,进而有助于家长理性参与校园欺凌干预,防范校园欺凌风险。     

行政执法案卷评查之主体分析

行政执法案卷评查是行政机关进行内部监督的一种重要方式,案卷评查主体应当是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和工作人员,实践中却存在着将该工作委托给社会律师完成的不合理现象。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具有强烈的公权力属性,社会律师进行行政执法案卷评查除不合公权力属性外,也无正当法律依据,其本身还不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行政执法案卷应由行政机关集中进行内部评查,这不仅符合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的设计本意,同时也有助于促进行政执法案卷评查与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的有效衔接,此外还更顺应行政法治监督的发展趋势。     

对新公共管理的几点反思

新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它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但是，新公共管理是否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政府和政府官员是否是利己的，政府是否一定低效以及顾客导向等理论，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试论《奉俄协定》对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影响

在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上,《奉俄协定》是一个不为多数学者关注的对象。但它的签订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下半叶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发展进程,即奉苏、中苏关系再起波澜,奉日、中日关系走到尽头,苏日关系的调整与“合作”。     

我国行政监督机制的生态解读与思考

行政生态理论视角下的我国行政监督机制具有里格斯笔下的过渡社会的某些特征,即异质性、重叠性和形式主义。本文运用行政生态理论解读我国行政监督机制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尝试从经济、社会、沟通网络、符号系统和政治结构这五个主要的生态要素来思考我国行政监督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追赃制度研究论纲

未经生效裁判确认身份之前,不能称为赃,而只能称为疑脏。在第三人善意取得赃款脏物的情况下,不能向善意第三人追赃,对此,我们应尽快通过立法解决这一问题以保护交易安全。司法实践中,应通过建立标签保管的方法以完善对嫌疑赃物的保管制度。在追缴回来的赃款不及多个受害人损失总额的情况下,应由人民法院依据每个受害人的损失乘以返还比例的方式进行公平的赃款返还。在赃物认领发生争执时,应由争议的受害人就赃物的归属达成协议,否则,应作为无主赃物,上缴国库。     

美国的“政治大棒”与德国的法律程序——后“9·11”时代,美德反恐国际合作第一案之解读

"9·11"事件后,德美看似亲密的反恐合作关系却在德国法院审判"9·11"事件中的国际恐怖嫌疑分子穆特萨迪格和穆祚迪案中陷入了困境。两国政府在反恐策略上的差异为这两个案件的结局规定了方向。德国政府部门拒绝向德国法院提供关键证据,损害了德国检察官的指控能力。美国政府拒绝与德国法院合作,则直接冒犯了德国法院的自尊。由于审判是在德国民众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及阿尔布莱格监狱丑闻之爆发的背景下进行的,德国公共舆论同情被告人,积极影响并支持了法院的判决。这两个案件可以视为德国法院及民众对布什政府所实施的反恐策略的一次大审判,判决结果是布什政府败诉。     

欧盟对印关系初探

欧印关系近年来突飞猛进,从开启首脑对话大门到确立战略伙伴关系,相隔不过4年时间。如今,双方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互动频繁,经济关系发展迅猛,战略伙伴关系正在落实。作为双方关系主要塑造者的欧盟,选择印度为外交重点出于三方面原因:发展到特定阶段的自然要求、现实利益驱动和战略上的考虑。欧盟与印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不仅使欧印双方得益,而且对当前世界格局产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