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百年流变探究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与中国发展和中国妇女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可使其更加适合中国妇女发展的国情,契合中国妇女解放的需要,解决我国妇女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伴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推进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已有百年历史,在此进程中,随着国情的变化,妇女理论的主题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立足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回答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从何而来、何以可能、向何而去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就需要从党的领导、人的全面发展、妇女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的媒介、妇女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分期和妇女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等五个维度,探究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百年流变。     

"外挂"的定性、分类及法律适用问题

外挂常见于网络游戏作弊器、刷单软件、抢票软件等.司法实践中,对外挂的定性、法律适用存在认识不清、经验不足等问题.外挂可分为辅助型外挂和作弊型外挂、依附型外挂和独立型外挂两类.外挂定性争议的原因在于:技术人与法律人对专用名词、专门问题的理解存在不对称性,刑法罪名、司法解释规定、罪状描述上存在不对称性.只有对外挂涉及罪名有准确理解,才能对其行为正确定性和适用法律.     

"期望—手段—效价"理论视角下的"互联网+"公众治水参与 ——基于广东省S市数据的多层次多元回归模型分析

伴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各地方政府在推行河长制过程中纷纷探索"互联网+"公众治水参与的新模式,但各地却出现了政府网络治水参与平台建设之"热"与公众网络治水参与之"冷"的鲜明对比情况.基于"期望—手段—效价"的理论视角,利用广东省S市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以及样本河涌的客观数据,构建"个人—河涌—区政府"的多层次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互联网+"公众治水参与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河长制背景下,"互联网+"公众治水参与度受到期望、手段及效价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其中,公众期望中的参与效果评价正面影响公众网络治水参与度;政府环保信息公开透明度感知、政府回应性和政府营造良好社会治水氛围的力度等政府工具性手段显著驱动公众网络治水参与;公众对治水重要性的评价能够促进公众网络治水参与.     

税收结构改变的长期影响与转型特征

提高直接税比重是优化我国税制结构和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实现途径，但可能同时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产生影响。当政府降低消费税，如果维持长期总税收不变，那么不管是提高工资收入税税率还是资本收入税税率，经济中的资本积累和生产规模都会有一定程度的缩减；从长期看，提高直接税比重会降低消费者福利，但是转型过程中可能会有部分代际受益。相比于提高资本收入税，提高工资收入税税率在长期给经济增长和消费者福利带来的负效应更为明显。     

习近平精准扶贫理念在十八洞村的生动实践与深刻启示

十八洞村以“精准扶贫”首倡地的担当和作为,勇于实践、大胆探索,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主要依靠自身力量摆脱贫困、实现富裕的正确道路,创造了这个千年苗寨发展史上的人间奇迹,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可复制、可推广”的脱贫模式,成为当代中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村级样本”和告别贫困、实现全面小康的生动典型。十八洞村的脱贫模式和成功经验,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精准扶贫理念的必然结果,是当代中国摆脱贫困、走向全面小康的一个生动缩影。     

基于复合空间视角的超大城市韧性建设路径思考

面对复合型城市危机,复合空间视角可为超大城市韧性建设提供新的研究方向.以风险发生的可能场所为标准,复合空间可划分为物理、虚拟、经济、社会与规范空间.基于系统理论,通过分析国内七个超大城市韧性建设现状与困境,借鉴域外超大城市韧性建设经验可知:只有明确复合空间系统结构、充分剖析各子空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才能实现空间潜力的最优配置与整体效益最大化.研究发现,不同空间组成的"三生空间"可以基本涵盖超大城市韧性需求,未来须保障生态空间山清水秀、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推动生活空间宜居适度,形成超大城市韧性建设的支撑系统.     

联合培养模式下法学藏汉双语教学的进路——以甘肃民族师范学院为例

目前,法学藏汉双语人才培养过程中还存在着培养目标模糊、师资和教材的匮乏、实际人才需求与培养目标之间存在差距等问题。文章以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法学藏汉双语专业人才培养为例,以具体培养模式和教学活动为切入点,指出问题的同时,提出一些建议和思考。     

我国慈善捐赠政策的政策变迁与工具选择 ——基于中央层面的政策文本分析

慈善捐赠政策工具的有效使用是连接慈善目标与慈善结果的关键桥梁.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中央层面的慈善捐赠政策文本进行筛选、编码与分析,结果显示:受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慈善捐赠政策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基本政策工具维度上,慈善捐赠政策存在强制型工具偏多、混合型工具使用不均衡、自愿型工具短缺等特征;在慈善捐赠发展要素维度上,政策工具使用广泛,但不同领域、阶段应用程度不一.未来,政府应该优化政策工具结构,合理匹配政策工具,落实慈善捐赠管理,以完善慈善捐赠政策体系.     

普通共同诉讼的权限分配与范围界定

我国普通共同诉讼的实体要件过于单一,限于诉讼标的同一种类;程序要件较为僵硬,要求当事人与法院双重同意。这就使普通共同诉讼在司法实践中较难成立,适用范围比较狭窄,既难以发挥合并审理的诉讼效率功能,也无法承接必要共同诉讼的程序边界。普通共同诉讼的理论重构应当注重权限分配与范围界定。前者须合理协调当事人的程序异议权与法院的程序裁决权,限制合并管辖的适用情形,区分合并管辖与合并审理的不同定位。后者须明确普通共同诉讼与必要共同诉讼的进阶性顺位关系,必要共同诉讼应以合一确定的必要性而非诉讼标的共同为判断标准,普通共同诉讼须以诉讼标的同种且基础事实同种、基础事实同一或基础事实存在牵连关系三者作为合并审理的客观标准。     

跨境民族因素对阿巴边境地区毒品问题的影响

随着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和阿富汗抗苏战争的开展,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罂粟种植面积迅速扩大,毒品产量迅速增加,成为世界毒品市场的重要来源地。阿巴边境地区的普什图人和俾路支人等跨境民族在"金新月"地带的罂粟种植和毒品生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世纪80年代后,阿富汗生产的鸦片主要来源于阿巴边境的普什图人村庄,巴基斯坦的罂粟种植也主要集中在以普什图人为主的西北边境省和联邦直辖部落地区。多年以来,尽管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政府在阿巴边境地区不断采取禁毒措施,发展替代种植,但是均未能清除该地区的罂粟种植和毒品生产。阿巴边境的普什图人、俾路支人等民族长期种植罂粟并参与毒品走私的原因包括历史、政治和经济等因素。从历史上看,阿巴边境的普什图人有种植罂粟的传统,出售鸦片是他们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从政治上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政府不能对边境地区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从而为边境地区的普什图人和俾路支人种植罂粟和从事毒品走私提供了条件。此外,一些政党为了拉选票而支持当地人们种植罂粟也是重要的政治原因。从经济上看,种植罂粟的收入要高于种植小麦的收入,贩卖毒品的利润较高是吸引阿巴边境的普什图人、俾路支人等民族种植罂粟和从事毒品走私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