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学发展观指导行政与社会和谐发展

以往行政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行政与经济的关系,而往往忽略行政与社会的关系,因而行政发展要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找到方位,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回应社会的要求,培育社会的自主性,实现政府本身的目的.为此,一是要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尊重社会治理的主体资格;二是行政发展要增强对社会的回应性,也就是说,社会的发展要求政府管理必须增强预见性和前瞻性,要特别关注社会管理中的新问题,同时还要求行政发展必须考虑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三是行政发展要加强同社会的合作.因此,解决行政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实践就是政府职能转变,而契合点就是构建和谐社会.     

浅析翻译中的中西文化差异

语言和文化两者密不可分,同样的语言在不同的历史文化和习俗背景下所产生的语义和效果不同。因此,翻译中存在文化差异。     

“毒品战争”及其问题评析

19世纪未开始的美国禁毒运动主要以州或市为单位进行，《1914年哈里森麻醉品税法》颁布后，联邦层面上的禁毒活动方告正式启动。在半个世纪后，尼克松总统挟超级大国之威，以“毒品战争”（WaronDrugs）的全新禁毒理念，从外交、法治及治疗等方面对毒品施以全方位的围剿。至今仍在进行的“毒品战争”是美国百年禁毒史上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阶段，给美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禁毒运动都烙上了深刻的印记。无论其成败如何，观其成因并借鉴其经验与教训对制定今日的禁毒政策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警民互动的理论基础研究

当前我国正在全面实施社区警务战略,其核心内容就是通过警民之间的互动,达到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凝聚社区向心力、解决社区治安问题的目的。但不管在理论界还是在实战部门,对警民互动的理论基础缺乏研究。社会契约论(Thesocialcontract)、变革管理理论(ManagingChange)、破窗理论(BrokenWindowTheory)和社会控制理论(SocialControlTheory)作为警民互动的四个理论基础,为实战部门提供了理论支持。     

云南边境地区跨境赌博违法犯罪的治理对策

云南省与缅甸、越南、老挝三国接壤,边境地区跨境赌博问题严重影响着云南省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影响着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国际合作。治理对策:1、建立情报网络;2、建立健全与周边国家的合作机制;3、加强边境、金融管理;4、加大打击力度;5、制定相关法律法规;6、建立禁赌工作长效机制。     

从损益核算的角度审视现时价值会计

现时价值会计直接影响着企业的损益核算。用“收益费用中心观”和“资产负债中心观”相结合的“混合中心观”核算的损益 ,更适用于使用目的 ,更有利用价值。     

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绩效评价研究——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绩效评价为例

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是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升区域各方面绩效、提高整体发展水平的关键举措。本研究基于运用导向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可比性等四大原则,建立了“决策—执行—满意度”三维立体构成的绩效分析理论框架,构筑起全面、科学的“区域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以长三角地区为分析案例,从战略决策、高质量、一体化、满意度四个方面对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绩效进行评价。通过对上述指标体系的运用和模拟评价,本文分析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现状和问题,并从定量和定性角度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发展优化建议。     

侵犯企业国有资产犯罪研究

目前侵犯企业国有资产犯罪有着特殊的体制背景和制度背景.由于国家所有权固有的特性导致国有资产管理与运营责任主体虚位,加之市场化、现代化转型中,法律体系建设与法制统一建设存在缺失弱化了刑罚功能的发挥.而道德与财产观念的嬗变不能及时回应社会发展与制度的变迁,侵犯企业国有资产犯罪呈现难以遏制的发展趋向.通过立法明确责任主体及其责任,完善国有资产刑事立法保护体系,辅之以财产观念与公益观念的重塑,是预防侵犯企业国有资产犯罪的现实选择.     

关于反腐举报新机制建设的研究——以全媒体时代的相关要求为研究视角

全媒体是信息、通讯及网络技术条件下各种媒介实现深度融合的结果,其特点为:全方位融合、成系统组织和高程度开放.全媒体时代反腐举报的规律体现为:传播主体的大众化、传播渠道的多元化、传播过程的梯次化、传播内容的碎片化、传播效益的高效化、传播目的的复杂化.检察机关反腐举报工作机制面临的主要困境为:渠道建设相对滞后、奖励激励相对缺乏、保护救济相对不足、监督制约相对缺位、舆情引导相对被动以及配合协作相对薄弱.在全媒体时代背景下,检察机关着重建立健全反腐举报机制主要包括:反腐举报渠道建设机制、反腐举报奖励激励机制、反腐举报保护救济机制、反腐举报监督制约机制、反腐举报舆情引导机制、反腐举报配合协作机制.     

以一起担保纠纷为范本论对合同效力认定的法律适用原则--兼评新公司法对旧公司法第60条第3款的修改

我国司法机关对合同效力的认定,适用特殊的法律原则:"依照合同成立时的法律合同有效的,适用当时的法律,依照合同成立时的法律合同无效,适用现行法律合同有效的,则适用现行法律".最高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赋予了现行法律溯及力,难免有越权之嫌,这一原则适用的结果加剧了民事关系的不确定性、破坏了法制的稳定,同时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本身也尚需解释.这一原则的适用带有较大模糊性与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