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研究西藏问题的力作——《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评介

80年代初,我应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邀请,先后给国政系的学生讲授中国外交史,其中涉及到中国周边关系和民族问题。同学们对西藏问题很感兴趣。由于我曾在西藏工作过,参与了关于中印中尼与西藏关系的谈判。国政系的学生对西藏问题与中外关系更感兴趣。其中一个就是本书作者张植荣同志。后来,他成了我的研究生,便将西藏问题作为     

国耻与外交——纪念香港回归祖国

今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这是轰动世界、人人关注的日子,也是中国扫除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国耻、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喜庆日。全国上下,欢欣鼓舞。这引起我无限的联想。     

新中国在外交事务和国际活动中的创举

国庆35周年前夕,我院举行了《建国35年来外交成就座谈会》。座谈会由刘春院长主持。应邀出席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言的老外交家有:外交部顾问宫达非同志,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同志,前驻美大使、外交学会副会长柴泽民同志,前驻罗马尼亚大使陈叔亮同志,前驻巴西大使张德群同志,前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外事帮办、前驻希腊大使杨公素同志,著名外交家黄镇同志的夫人、前驻法大使馆、驻美联络处参赞朱霖同志等。现将杨公素同志和朱霖同志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发表。以后本刊将陆续发表我国老外交家们的类似发言和回忆,以飨读者。     

试论外交与新中国外交风格

一、外交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是根据国家统治阶级的利益决定的。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国家在各个不同国际环境的时期内,在其对外关系的全部活动中,确立它的对外战略部署,从而规定国家对外的基本目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要达到自己所追求的目的,需要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这些手段和方法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武力的手段,就是用战争或其它武力的强制方法;二是非武     

李鸿章的外交指导思想及外交活动

一晚清末年,曾出现一个所谓“同治中兴”时期,这就是清政府对外屈服求得“和局”,对内镇压人民起义求得巩固统治地位的时期。这个时期有两位重要的“中兴”重臣,一是主办湘军的曾国藩,一是主办淮军的李鸿章。李鸿章是跟在曾国藩的后面,一步一步的代替曾国藩,成为主持清政府的军、政、外交大权的要臣。曾国藩以湘军为主攻打捻军失败,李鸿章以他的淮军为主力消灭捻军,当上了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屈服法国的无理要求,受到了责难,李鸿章带兵来到天津代替了曾     

国家统一强盛才有独立自主的外交——纪念鸦片战争150周年

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者用鸦片和大炮进行侵略中国的战争,从此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旧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鸦片战争已经过去150年了。在这一个半世纪里,世界局势发生了多次重大的变化,而中国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50年来,通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证实了一条真理,那就是国家只有真正的统一、强盛,才能有独立自主的外交。     

“一边倒”——毛泽东为新中国制定的一项外交战略决策

一、宣布“一边倒”决策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写道:“‘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对新中国“革命外交”的几点回顾

从1946年起到1983年我一直从事外事工作。新中国外交的三个领域(地方外事,外交部内、驻外使馆)我都干过。在这37年的外交工作中,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党中央、外交部的领导下,我做了一些工作,并学习了新中国外交的政策与理论。1983年离休后我担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和外交学院的兼职教授,讲授中国外交史和外交学。在北大国政系和外交学院的帮助和支持下.我得到机会和     

外交生涯回忆片断

一、参加中印关于藏印关系的谈判1953年我担任中央驻西藏代表的外事帮办,十月接到外交部电,要我来北京参加中国和印度关于藏印关系的谈判,并要我搜集有关材料外还要同西藏地方政府协商征求它们的意见。对此,噶厦表示完全拥护中央统一对外和印度政府谈判,但提出要中央政府在这次谈判中收复被英印方面     

外交官的热板凳、冷板凳——外交生涯回忆片断

担任派驻外国的大使,代表国家和国家元首,是一项极为重要而光荣的职务。按照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惯例,大使在驻在国享有种种特殊的权利,如外交特权、豁免权等。驻在国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人民群众,都对外国大使给予应有的尊重。这种尊重自然是尊重大使代表的国家,同时也是尊重自己的国家。因为这种尊重是相互的,也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应有的行为。但是,受到尊重、享有特权和高级待遇,并不能说明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