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圈扩张视野下二元犯罪论体系的重构

行为刑法是古典学派构建的以“行为”为本位的犯罪论体系,行为人刑法是实证学派构建的以“人身危险性”为中心的犯罪论体系。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迁,两者之间从对立与论争逐渐走向了折衷与调和。我国刑法修正案和司法解释在立法上扩大了犯罪圈,实践中的情绪性执法、机械性司法更是加剧了犯罪圈的扩大,使得刑法过度地介入了社会生活。应在坚持以行为刑法为主轴的基础上,吸收行为人刑法的合理内核,在处理案件时要重视对人格因素的考量,构建“行为—行为人”二元的犯罪论体系。     

论公安侦查机构的专门化建设

侦查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必然伴随着社会发展而进行自身的分工。同时，犯罪的专门化也要求侦查的专门化予以回应。侦查专门化是侦查专业化的纵深，是侦查发展的必然。当前我国侦查专门化建设中存在的一些瓶颈问题，需要我们在对中外侦查机构专门化作观察透视的基础上，分析公安侦查机构专门化建设的必要性，以提高侦查效益为视角、服务侦查实践为目的，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关于专门化建设的建议和设想。     

走私犯罪侦查启动程序研究

当前在走私犯罪侦查启动过程中,存在着到案措施难以落实、搜查功能难以发挥、案件经营难以开展、技侦手段难以运用等难点。究其原因就在于我国包括缉私侦查在内的侦查工作采用的是程序启动型模式,同时由于走私犯罪和缉私工作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使得缉私侦查启动工作更易陷入困境。为适应打击走私犯罪的需要,应当将程序启动型转为随机启动型侦查模式,同时对相关的配套措施予以完善。     

农村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特殊性的研究与实践——对农村基层法院未成年人司法维权的探索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农村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状况，将真正代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的总体发展水平，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并加快我同农村少年司法制度的建设。作为一个典型的城市化程度较低的沿海农村，浙江省象山县的农村未成年人犯罪现象的原因具有特殊性，并且法院系统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实践中面临着各种现实问题。因此，应当树立农村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科学理念，尝试农村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普通程序简化审，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圆桌审判模式，缓刑听证制度，是农村未成年刑事审判取得成效的关键。     

反贪技术侦查的制约因素分析

多年来,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部门,都强烈呼吁应当赋予检察机关采取技术侦查的权力,从而有效打击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新《刑事诉讼法》第148条第2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这一立法进步值得庆贺,     

反贪技术侦查的路径选择

将技术侦查手段运用到反贪查案中的必要性已经在学界和实务界达成共识，而且在当今国情下也具备相当的可行性。在现阶段反贪使用技侦手段仍然要依靠公安机关，在此基础上应增强可控性，同时针对各种具体情形应灵活运用技侦手段，并注重与一般公开手段的配合。为了更有效地打击贪污贿赂犯罪，对于反贪技侦手段的使用应进行合理的规制，理性地看待“适用原则”和有关“证据转换”的问题。     

职务犯罪侦查信息化的实现路径

一、职务犯罪侦查信息化的功能定位 当前无论是在侦查理论研究领域还是在侦查实务部门,"侦查信息化"已经成为了一个热点话题,关于侦查信息化的著述日渐丰富,各实务部门促进和保障侦查信息化建设的通常认为,信息化是指依托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实现对信息应用模式的变革,而侦查信息化正是众多信息化实践在侦查领域的体现.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武汉教授就将自然科学中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引入侦查领域,并且旗帜鲜明地指出,侦查活动的成败,关键在于信息,"信息——反馈——再现"就是整个刑事侦查过程的实质.时至今日,该理论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侦查活动中对于信息的利用方式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那么当前同时被学术界和实务部门所推崇的"侦查信息化",其核心含义究竟为何?①规章制度也相继出台.     

走私武器弹药犯罪的侦查与预防对策

走私武器弹药是一类严重的犯罪行为，其犯罪主体、作案渠道、行为手段、社会危害、侦查难点均存在着特殊性，必须予以高度关注。为有效打击走私武器弹药的犯罪行为，需要综合运用控制下交付、技术侦查、网络侦查、侦查协作等多种侦查手段。对此类犯罪的预防，需要从加强海关监管、市场监管、网络监管、深入开展法制教育、完善情报信息交流等方面入手。     

腐败案件中对抗调查行为研究——以理性选择理论为视角

腐败官员出于逃避纪律、法律惩罚的目的，会实施掩盖违纪违法事实的对抗调查行为。通过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的处分通报进行汇总统计发现，落马官员中存在对抗调查行为的比例较高，并且呈现出行为贯穿腐败全过程、心理和物质准备充足、规避信息化调查的意识较强、正面冲突较明显、家属参与程度深等特点。从犯罪学理性选择理论的角度来分析，对抗调查行为反映了腐败官员对成本收益的综合考量、在面对收益和损失时“偏好”的改变以及对抗调查决策形成过程的有限理性。为此，可以通过借助“可得性启发”开展警示教育；正视“确定性效应”释放对腐败零容忍的信号；加强日常监督，建立起腐败与处分的必然联系，起到预防腐败以及由此衍生的对抗调查行为的作用。     

侵犯商业秘密案件侦查若干程序问题

运用刑事手段来保护商业秘密是各国普遍的做法。法律保护的手段应当与保护对象的特性相适应,具体到侵犯商业秘密的刑事侦查工作中,应当根据商业秘密本身的特点、侵犯的行为方式以及所要达到的保护目的来制定相应的程序规范。首先,应当明确由商业秘密权利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行使此类案件的管辖权。其次,为更好地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完善此类案件的侦查强制性措施。最后,对于诱惑侦查措施的使用,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予以适当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