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农业供应管理体系对四川养殖业的启示

四川是我国农业大省,是以生猪为主的养殖业的重要基地,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生猪业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价格大幅波动和质量监管不到位严重阻碍了生猪养殖业的发展。要解决这些问题,可借鉴加拿大农业供应管理体系的成功经验,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公司+行业协会+养殖户"型生猪养殖业供应管理体系,以促进该行业的健康发展。     

中美关系的“冲突-合作”复合形态

中美关系并非单纯表现为冲突或合作,而是呈现“冲突-合作”复合形态。对此,可从关系细分、关系分层、关系聚类和关系波动四方面进行剖析。关系细分指中美关系的互动方式不是冲突与合作的二分,而是可细化成一个从冲突到合作的谱系,该谱系至少包含显性暴力冲突、显性非暴力冲突、隐性冲突、胁迫性合作、竞争性合作、依附性合作和对称性合作等明确类型。在不同问题领域之间,中美互动和关系形态存在多样性,形成关系分层。在地理空间上,中美关系还表现出以各自为中心的关系聚类,具体体现为中美两国在不同关系网络中的重要性以及与相关国家的亲疏远近。关系细分、关系分层和关系聚类综合构成了中美两国在特定时期的总体关系形态和在特定时间段中的关系波动。这种波动又可区分为关系调整和结构性变化,当前的中美关系已出现明显的结构性变化特征。本文尝试对“冲突-合作”复合形态进行分析,从而为管控中美分歧和促进双方合作并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提供必要参考。     

制度变迁与权力博弈：国际货币体系的双重困境

在国际秩序变革期,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和安全状况出现新的特征和问题。在体系演进的不同阶段,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核心逻辑不同。在运行之初和体系修正时期,制度变迁是核心逻辑,而在霸权护持和体系重构时期,权力政治是核心逻辑。由此,对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解释需要综合考虑权力逻辑和制度逻辑在国际货币体系不同阶段的相互作用和共同影响。从制度逻辑而言,国际货币体系长期存在的诸多问题依然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甚至有更加恶化的趋势,主要包括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困局、全球宏观经济失衡与调整不力、汇率波动与失调持续加剧、全球货币治理组织低效等,国际货币制度变迁的“均衡困境”持续存在。同时,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已步入霸权护持期,权力博弈和大国竞争更加显著,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又陷入新困境,即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国美国无意或无力修正体系的根本性问题和解决其结构性矛盾,转而运用多种方略维护美元霸权,但这些霸权方略的反噬效应,使国际货币体系变得更加不稳定和不安全。国际货币制度变迁和权力政治博弈逻辑下的新旧困境交叠,维护国际与国家货币安全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由此也为相关研究带来一个新的研究议程。     

国际金融安全观的演进与评估

国际金融安全是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安全议题,也是当前国际秩序转型期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国际金融安全具有主客交融的属性,既涉及物质层面的客观威胁,又涉及观念层面的威胁认知。金融安全研究的三种基本逻辑是权力竞争、利益互动和安全建构。从全球金融治理的视角可以将国际金融安全观界定为核心治理主体对国际金融风险的来源和性质的认知。风险来源和风险性质是国际金融安全观的两个核心内涵,分别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层级和模式产生重要影响,并由此形成了一个识别国际金融安全观的理论框架。基于这一框架,二战结束以来国际金融安全观的演进主要经历了货币体系安全观、“完美市场”安全观、微观审慎安全观和宏观审慎安全观四个阶段,它们在风险的来源与性质以及治理的层级、逻辑、模式弹性与效力等维度存在较大差异。在当前国际金融体系下,国际社会的金融安全意识在弱化,大国间的金融安全观分歧和竞争正逐渐侵蚀全球金融治理的共识基础,国际金融安全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增加。     

均衡困境与金融安全：国际货币制度变迁及问题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对金融安全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变迁创造了强大的外部动力,并使之成为二十国集团(G20)主导的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核心议程之一。随着危机影响的逐渐消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陷入了"均衡困境",即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变迁在达到或持续趋近于最优状态之前,便停滞于某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危机所创造的变迁动力逐渐减弱,主要国家行为体继续维持、接受或无力独自改变既有国际货币体系。在此均衡困境下,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已久的诸多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主要包括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相关问题、汇率制度多样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汇率波动和汇率失调、国际收支调节不力导致的宏观经济失衡、国际货币组织低效等。从国际货币制度变迁与金融安全的角度而言,后危机时期的改革并未带来一个更加安全的金融世界。     

金融政治学:地缘政治竞争下的新议程

金融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和方向,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金融研究已形成较为明确的研究内涵和边界。但是,由于其诞生和发展植根于国际关系学学科体系之下,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金融研究议程在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变化及其所导致的国家间关系和国内政策调整上仍存在局限,尤其是对国内政治和比较政治层面的金融活动和政策关注不足。作为研究方向和研究议程,“金融政治学”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研究的基础上,更加全面地囊括和融合国内政治、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金融议题,尝试对政治和金融的关系进行更加系统的探索。在国际秩序变革期和地缘政治博弈回归的背景下,中国的金融政治学核心议题至少包括五方面内容：支撑中国经济和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最匹配金融体制,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最佳系统性策略,提升中国国际金融权力的最稳妥金融方略,应对大国金融博弈和国际金融制裁的最有效手段,推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和国际金融秩序有序变革的最可行路径。     

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演进:美国霸权与中国方案

根据组织结构和体制两个大的维度,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演进及中国在其中的地位,可从四个方面进行梳理和评估:组织结构核心、主要行为主体及其间关系、体制核心目标、体制具体内容。不同维度的梳理和评估呈现出两大趋势——美国霸权分散和中国地位提升。然而,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中美之间存在霸权或权力的转移,中国有意愿但尚未有足够的能力成为全球金融治理的"引领者","中国方案"由内及外走向世界还须解决一系列难题。这些难题本质上是关于如何保持中国政治经济实力的持续增长,具体涉及中国如何获得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的组织核心地位,增加在全球金融治理机构中的制度性金融权力,提高中长期议程制定能力,提升"中国方案"的合法性、凝聚力、协调力和传播力等方面。如何解决这些难题应是未来提升中国全球金融治理能力的政策和研究重点。     

国际政治中的制度方略——内涵、逻辑与策略

随着国际体系日趋制度化和大国间制度竞争加剧,国际制度成为国家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常见工具,国际制度相关权力成为国家竞争的重要目标。国际制度何以能成为国家的政策工具？国家追逐与国际制度相关的何种权力？国家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如何使用国际制度工具？这些问题亟须系统的理论探索。借鉴方略和经济方略的相关研究,制度方略（institutional statecraft）可被用以概括国家运用国际制度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策略、方法和技巧。制度方略包含三大构成要素：制度内涵、权力属性和操作策略。国际制度的内涵通过一个“属性—层级”框架得到梳理,不同概念间的关系被厘清。国际制度存在三重权力属性,即国际制度作为权力的结果、工具或来源。后两种权力属性具体表现为三类权力：操作性（规范塑造权、组织决策权和规则制定权）、工具性（议程设置权）和结果性（国际话语权和国际秩序主导权）。这些权力正是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所使用的工具和争夺的目标。在政策实践中,制度方略的操作策略区分为如下五类：利他、合作、诱陷、强迫和排他。制度内涵、权力属性和操作策略共同构成了制度方略的完整理论框架。制度方略概念有利于更加清晰地理解国际制度的权力属性和...     

金融制裁与中国应对策略——国际金融权力的视角

金融制裁已成为国家实现规范性或自利性对外政策目标的重要手段,但国际权力视角下的研究尚显不足,金融制裁的定义、逻辑框架和手段分类有待更加系统的探索,中国面临的金融制裁风险和应对策略体系更是重要的政策和研究议题。从国际金融权力视角出发,金融制裁可被定义为制裁发起方通过惩罚性地改变与受制裁方的直接或间接的金融联系以实现自身对外目标的一种权力手段,金融制裁的逻辑框架由此被厘清。从金融联系和目标范围两个维度,金融制裁的手段可被分为关系性、结构性、制度性和观念性四类,每一类又包含具体的制裁手段。中国所面临的金融制裁风险依此分类便可得以系统梳理。基于此,通过时间性(长期或短期)和权力性(自主或影响)的二维框架,中国应对金融制裁的策略可被区分为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即权宜性、反制性、免疫性和结构性措施。文章对金融制裁的学理和政策分析有助于维护中国的国家金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