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识别政策执行中的政策模糊性与冲突性?——基于政策文献量化方法的探索性研究

模糊—冲突模型是政策执行研究领域中的经典模型,该模型认为,政策执行方式的选择取决于对政策属性的准确分析。已有学术研究中侧重运用或修正该模型以解释中国政策执行的具体过程,而相对忽视了政策属性精准识别环节,且通常采用主观观测的方式,因而对政策属性的分析存在一定的偏误。将政策文献量化方法引入政策属性的识别中,在质性研究基础上加以定量分析,能够有效提高识别政策模糊性与冲突性的准确度,更好地促进模糊—冲突模型的本土化运用及发展。以2007—2019年我国农业转移人口住房政策文本为样本展开的量化分析结果表明,可由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及政策衔接三个维度识别政策的模糊性,由政策采纳、内容表述和利益分析三方面识别政策的冲突性。虽然研究结果论证了政策文献量化方法对于客观识别政策属性的有效性及科学性,但该方法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试点项目如何影响社会政策的制度化过程?——以住房租赁政策为例

制度化过程对于实现社会政策的有效性尤为关键。受到自上而下政治权威影响的试点项目是理解政策制度化过程的重要因素。论文借鉴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建构起“规制—模仿—规范”的整合性分析框架,以2016—2020年住房租赁政策的制度化过程为例,探究了财政激励型和工具创新型试点项目对政策制度化过程差异化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财政激励型试点项目主要通过隐形压力与直接激励形成的规制性机制推动政策的时空扩散,地方政府在此情境中采纳试点政策的行为多是由制度供给所驱动;而工具创新型试点项目除了规制性机制的直接作用外,还通过模仿性机制增加地方政府所感知到的横向压力进而间接地推动政策的扩散;且在规范性机制的作用下,工具创新型试点项目使得地方政府政策采纳的驱动力从制度供给转变为制度需求。研究表明,试点项目能够通过推动政策的广泛扩散和激发地方政府的能动性来影响社会政策的制度化进程,但不同类型的试点项目作用于制度化进程的程度和机制具有明显的差异。中央政府根据不断变化着的政策情境灵活选择不同类型的试点项目并调整激励或授权的强度,这种灵活性正是中国政策试点制度的重要特征。     

“双减”背景下家校协同育人路径研究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推进“双减”改革,必须在如何让教育走出应试本位、回归育人初心上凝聚各方共识。学校教育固然重要,但教育不单单是学校的事情,需要学校和家庭双方共同承担责任,以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为中心,发挥各自的优势形成教育合力。文章基于“双减”背景,明确了“双减”政策的意义,阐述了“双减”背景下家校协同育人的现状,并从学校、家庭两个层面提出了家校协同育人路径,包括教学理念深层变革、作业质量整体优化、课后服务系统重塑、丰富家校协同育人手段及打造家风和注重陪伴等。     

阿富汗女性发展问题探析

女性地位的提升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然而在许多欠发达地区女性发展问题仍然严峻。20世纪90年代,阿富汗塔利班填补苏联撤军后的权力真空并建立政权,借伊斯兰教法之名推行严苛的法律法规,其中的“性别隔离政策”严重损害了阿富汗女性的权益。2021年塔利班再度掌权,极力展现温和、包容、开放等形象,宣称要“解放女性”。阿富汗女性发展问题势必成为塔利班融入当今世界体系的关键问题,也是其走向政治成熟的重大挑战。美式民主改造失败的事实证明,阿富汗社会结构和文化具有“自我保护”的特性,女性发展的未来在于找到一条符合自身文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