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g Kong's first criminal file-sharing conviction

On appeal, the High Court of Hong Kong affirmed the defendant'sconviction on three charges of attempting to distribute an infringingcopy of a copyright work via a peer-to-peer online file-sharingprogram (BitTorrent).     

Keeping tabs on the TTAB

TTABlog By John L. Welch Archived back to November 2004, USAhttp://www.thettablog.blogspot.com   John L. Welch, an attorney at Foley Hoag LLP, has an excellentblog focusing on the procedures and decisions of the United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s (USPTO) Trademark Trialand Appeal Board (TTAB, or Board).     

当前国际核裁军形势和前景

近年来,国际核裁军进程出现了一些积极事态。有核武器国家普遍生发了大幅削减核武器的愿望,并提出相关主张;非国家行为者重提建立无核武器世界的诉求。但真正启动国际核裁进程并取得实质进展却非易事,建立无核武器世界更是障碍重重,任重道远。     

对目前越南经济形势的分析及广西的应对建议

2008年以来,越南金融领域出现了货币贬值、通货膨胀、股市下跌等一系列动荡,鉴于越南新兴经济体的地位,引起了国际国内诸多评论。越南作为9年多来广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自然也引起了广西各方的关注。那么,越南金融动荡后的经济形势会如何发展,对我国特别是对广西的影响程度如何,广西应该如何应对,本文试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些分析。     

核威慑新论

核武器无疑是20世纪留给本世纪最重要的"军事遗产",而由其派生出的核威慑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安全与战略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今天仍被认作是维系大国关系稳定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柱,但内涵现已发生深刻变化.随着核技术普及与扩散,人类社会正面临前所未有尴尬:核武器及放射性物质一旦落入非国家行为体或不负责任国家手中,其威胁度要比核武器国家更可怕.在此背景下,建立无核武器世界的倡议又被重新提及,但实现这一倡议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奉行了多年的核威慑思想,因而有必要对核威慑进行重新认识.     

论国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

非物质文化财产的法律保护可以是全方位的,既有国际法的保护,又有国内法的保护;既有公法、社会法的保护,也有私法的保护.我国对非物质文化财产的法律保护应建立一种相互协调的体系,可以形成宪法、行政管理法、国有资产法、知识产权法、民法等公法、社会法、私法部门综合管理和保护的体系.     

超大型城市社会精细化治理现状分析与顶层设计——以上海市为例

城市治理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治理模式的多样性,深入理解、系统把握超大型城市社会精细化治理的时代特征和内涵特点,探索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治理范式与机制路径,成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实践课题。当前,上海市社会精细化治理成效明显,但仍存在顶层设计不足、数据平台分散、推进不均衡、感知度满意度较低等问题,其原因在于精细化理念和文化缺失的思想困境、缺位错位越位的治理主体困境、法制与监督不精密的制度困境,以及失衡与薄弱的技术手段困境。上海推进社会精细化治理,要按照“物联、数联、智联”三位一体原则,构建“线上线下融合、上下双向互动、流程驱动、科学决策、过程控制、法治保障”的社会精细化治理新模式,形成“两案三制一体”的治理体系。进一步,要更加注重人本主义,更加重视基层自治,更加关注多元主体诉求,更加彰显文化力量,充分运用现代科技,强化社会治理精细化本体建设和载体依托,优化超大型城市社会精细化治理流程和机制。     

关于善意取得制度若干问题的探讨

《物权法》在我国立法上第一次确立了善意取得制度,但是物权法的规定并没有平息关于善意取得的争论,反而使争论更加激烈。善意取得制度既应适用于动产也应适用于不动产,既应适用于基于权利人的意思而由第三人占有的财产也应适用于非基于权利人的意思而由第三人占有的财产。第三人善意的时间应为一个时间段而非一个时间点。善意与非善意的证明责任应由否认第三人善意的人为之。在善意取得制度下应认定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有效。善意取得制度不适用于具有特殊性质的财产,所有权人可以取回,但所有权人应给善意第三人以补偿。     

为礼所缚的汉代皇权——有关礼之规范功能的一个考察

在中国古代,礼无疑是一套自洽的规范。法律史学界一般只论及礼对法典的影响,很少探讨礼本身,更缺乏对礼治场景的细节性分析。由于汉朝是儒家占据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初始阶段,因此汉朝皇权与礼制的关系是考察这一问题的有效切入点。在汉代,董仲舒"天人三策"之后,儒家思想与皇权的关联性日益强化,学习儒术出身的官员或者说儒吏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对礼制的守护将博得儒吏群体的忠心和支持,他对礼制的违反则将导致儒吏群体的口诛笔伐。礼的规范功能正是在皇帝与儒吏群体的互动中体现出来的,它所蕴含的独特法律意味也因此获得阐释。     

减价实现方式的重思与重构

围绕减价,我国主流解释论认为可由受损害方通过单方意思表示来实现,这主要源自德国法的形成权说,忽视了我国实在法体系与德国法体系的重要差异。在我国,一方面,买卖合同领域的损害赔偿奉行无过错原则,减价难觅特殊的制度功能;另一方面,由于并非奠定在解除权行使条件的基础上,减价权作为形成权来构造也缺少了关键性条件。因此,形成权说不仅逻辑欠妥,而且易使当事人之间利益失衡。在解释论上,应重视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形成和司法机关的介入作用,宜将买受人主张减价的权利打造为变更合同的请求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