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社会犯罪组织形成机制研究

黑社会犯罪因其高度组织性、严重危害性为全球各国刑事司法与学理所密切关注.黑社会犯罪组织的形成需要经历“个体组织化”与“组织黑社会化”这两个过程,推进这两个过程的原因则各不相同.某市黑社会犯罪组织的形成符合这个理论假设.     

被害人救助的公众认知与立法选择

社会公众对被害救助制度的立场和态度,反映其对相关立法的接受程度。趋同的公众认知是法律制定的重要推动力,而较高接受程度的立法,又能够保障法律执行的实效。按照专业和职业的标准,将社会公众划分为普通社会公众、一般法律从业人员和专职救助人员,通过对这三类群体的实证分析,明晰不同群体的公众认知的趋同与分歧。在梳理和解释的基础上,将公众认知投射在被害人救助的立法研究之中,从而为"回应式"立法提供核心思路。     

司法救助及其中国模式——以《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展开

司法救助的前身是刑事被害人救助,后者与各国刑事被害人补偿具有同一性,而前者在吸收被害人救助内涵后,不再属于民事诉讼费用制度中的特定概念。社会矛盾激化、纠纷解决的司法化以及普遍存在的执行难现象,是司法救助取代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内在原因。我国司法救助以功利主义作为正当化根基,倡导保护生活模式,大幅扩张救助对象范围,实现救助决定权的多元分享,从而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点。明确国家在司法救助中的清偿代位人角色,多元化地理解司法救助的正当性根据,确定被救助人权利主体的地位,同时合理地对救助对象加以类型化,是我国司法救助制度完善的可行方案。     

红军留下的儿子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红都瑞金的一个夜里,一位女红军跃马奔向百里以外的会昌城。摸到福建会馆旁的一间小木楼前。那里栖息着一家从闽西来这里谋生的贫苦人。 “发仔堂嫂,红军要转移,这两个娃崽托付给你,你把他们抚养大……” “两个都是毛毛?” “是的。这个……姓林,我的儿子;这个姓邓,也是红军的仔……” “名字?” “还没有,烦堂嫂了。” 匆匆地,她走了,留下胸前背后两个小包裹。背后一个,是她出世十四天的儿子,胸前一个,出生三日,     

论鲍照女性题材的乐府诗创作

鲍照是南朝刘宋时期的重要诗人,与谢灵运、颜延之并称＂元嘉三大家＂。鲍照在乐府诗创作上取得了极大成就。在他的乐府诗中,女性题材的诗歌创作占有相当的比重。根据表现主题的不同,又可具体分为艳情和闺怨两类。前者内容香艳但不失寄托,后者多借女性之怨抒发自身之悲。作为一个男性诗人,鲍照发妇人语,代女性言,呈现出＂男子作闺音＂的现象。同时,鲍照借鉴了南朝民歌的元素,形成了清艳的艺术风格。     

北京市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实证特点与刑事政策建构

在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中,影响被害性的因素主要是年龄而非户籍,而犯罪性则与户籍、职业、年龄、婚姻状况等相关.此类案件多以陌生人侵害为主,不过,在熟人相犯场合,同辈侵害与长辈侵害比例相当.侵害行为以强奸和猥亵为主,方式上多为欺骗引诱.不过,未成年人主动报告的比例却不高,父母往往是第一发现人.性侵未成年人的原因是多维度的,未成年人、犯罪人、监督保护人与社会组织均负有一定责任."一体联动"的刑事政策要求从三方面加以防控:强化自我保护与监督保护、及时甄别危险以及进行系统化的立法.     

负载贫穷的一只鸿雁

母亲杨沫去世后,日子变得寂寞起来。此后,把看着她留下来的遗文、遗信,阅读着那些她对世事的洞察,儿女的关爱、友朋的亲情的文字,就有了一份特别沉静的体味。母亲平生写给我的信大约有三百余封,近20万字。还是在她生前的90年代初,某一日我告诉母亲,她写给我的数百封信大都保留着。听了这句话,母亲欢喜地眨了几下眼皮,对我说:“这辈子我光是看别人的信,我自己给人写了些什么,全记不得了,你把信拿给我看看!”于是,我把母亲那些写于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使用不同纸张、不同笔墨,或是教诲、或是责备、或是     

刑事执行检察监督:法理、现状与路径

刑事执行的封闭性、单向性、惩罚性要求引入外部监督机制,从而实现刑罚应然效果,保障服刑人员人权。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通过对刑事执行环节的检察监督,实现有效的权力制约,这既是法律监督在刑事执行领域的具体展开,也是刑事诉讼权力制约的内在要求,更是中外行刑实践的普遍共识。当前刑事执行检察监督存在着普遍性和个别性两个层面的问题,普遍性问题包括监督的规范层级较低、执行主体多元、监督方式有限、监督领域广泛,而个别性问题则集中在刑罚交付执行、监禁刑、社区矫正、财产刑等环节或领域。对此,需要在推动统一刑事执行立法的同时,建立刑事执行信息互通机制,并就监禁刑、社区矫正、财产刑与刑罚执行变更等环节制定针对性监督方案,实现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体系化和现代化革新。     

定罪过程的平面化与体系化之争——以两起同案不同判的案件为论说对象

本文案例启示：客观的实行行为是主观故意过失的基础，认定案件从主观方面优先着手，往往会导致出入人罪，导致实践中忽视行为、重视主观、依赖口供、暴力取证的恶性循环，这是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在动态实践中的缺陷。而按照体系性犯罪论体系，不法和有责始终是其两大支柱，四要件之外的正当化事由可以置于违法论范畴．对鉴别行为人个体间的差异以及法的人伦关怀则可以由责任阶层来承担，便于准确认定犯罪行为。     

重庆打击黑社会犯罪的法治经验研究

重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了重大成果，并积累了丰富的法治经验。在宏观层面，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打早打小，露头就打”的策略为指导；在中观层面，针对黑社会的犯罪规律在现有立法下进行细化，从宽界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推动司法的有效开展；在微观层面，探索打黑专门机构建设，并在制度框架下开展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行动，以实践行动反馈机制建设。在刑事对策之外，重庆实践也引发了在转型时期注重社会对策的预防作用、将刑罚手段与社会对策相结合形成系统的黑社会防控体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