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诉讼法》修改对司法鉴定活动的影响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刑事诉讼法》第二次大修完成。此次修改，坚持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推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坚持统筹，处理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既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又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尊重和保障人权；坚持着力解决在惩治犯罪和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刑事诉讼法》修改取得了重要的进步。     

犯罪地理学模型在毒品犯罪区域防治中的构建及应用

毒品犯罪与地理学因素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运用犯罪地理学模型辅助分析毒品犯罪的内在规律,有助于实现地域因素对毒品犯罪控制工作的导向价值。毒品犯罪在关键环节上的地理位置坐标与各种地理学因素之间的关系,可以成为构建毒品犯罪地理学模型的思路。具体通过犯罪区域分布模型、犯罪地点选择模型与合成模型,对毒品犯罪的实施地点、毒品藏匿地点等重要信息实现可视化分析和预测,在毒品犯罪区域防治中有极大的应用价值和实用前景,促进我国禁毒工作的科技化、现代化建设。     

司法鉴定技术准入标准问题研究

司法鉴定科学的发展史表明，鉴定科学的产生是以一般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前提的，司法鉴定科学的发展也是以一般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条件的。没有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飞速发展，现代司法鉴定技术也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而司法鉴定中所应用的科学技术必须是稳定成熟并已被证实为科学的，才能被吸纳。然而，由于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不完善，     

鉴定意见明确性与科学性的矛盾及其调和——基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同一认定”型鉴定意见适用规定的分析

《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对鉴定意见的明确性提出要求,以确定性作为其核心内涵。这一要求作为法院系统应对鉴定意见可靠性审查的策略,未能摆脱“以鉴代审”的思维痕迹,反映出司法实践中鉴定意见审查适用的困境。确定性鉴定意见表述方式与科学理念、技术实践相悖,其表述形式上的确定性并不能消除实质的不确定性,而且表述偏差在司法实践中更易导致对鉴定意见的认知偏差;从规则施行初步效果考察,非但不能保证事实认定的准确和无争议,而且为法院系统增加了新的困难和风险。既往实践表明,仅仅停留于程序建构并不能充分解决鉴定意见审查的实质问题。要真正实现从鉴定意见到事实认定的平稳过渡,弥合从科学认知到法律认知的鸿沟,须打破鉴定系统和法院系统“自说自话”的局面,对鉴定意见的审查适用思维模式和鉴定意见生成方式并行改进,进而达成鉴定意见科学性与明确性的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