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约所造成的损失”界定:理论与实证研究

通过收集和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在违约损失界定领域的判决,检验学界的解释学研究成果及其在裁判中的适用,可以发现,学界的解释论成果并未在法官(作为一个整体)的实践中得到适用,学界共享的解释论立场,也未为法官(作为一个整体)所采纳。与学界试图通过法教义学研究实现规则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并缩小法官的裁量权不同,法官以扩充裁量权的方式展开推理。在这一推理模式下,表面看来相互矛盾的法律意见,均可得以正当化,并消解了学界的解释论立场及其法教义学结论。从短期看,法官的立场有其合理性,但从长期看,过多的自由裁量权导致不能实现同案同判,法官应放弃其过度泛化的裁量权主张。     

渐进式改革与私权的发展中国式道路的法律角度的考察

导言一般认为,中国政府是一个集权政府。这包括两层意思:第一,这意味着在政府系统里的任何一个层级内部不存在分权,即不存在横向的分权,法院和人大并不是独立于政府的机构,而是通过一定的制度整合进政府体系。第二,在中央和地方之间,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之间,不存在明确的制度化的分权,即不存在制度化的纵向的分权。相应地,在全国来看,权力系统就构成一个层级化的金字塔的形状。同样没有争议的是,这种集权的政府组织形式,与计划     

对山西煤矿兼并重组方案的合法性分析

山西煤矿兼并重组方案在合法性上存在问题,不仅违反了我国《矿产资源法》第16条第4款规定,而且存在规范评价上的矛盾。其对煤矿兼并重组的目的欠缺正当性,无法解决备受诟病的安全生产问题,反而有追求不具正当性的市场控制能力之嫌。这一现象值得全体法律人深思。     

集资诈骗案件刑事管制的逻辑与现实——浙江东阳吴英集资诈骗案一审判决的法律分析

现有的集资诈骗案的刑事管制逻辑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浙江东阳吴英集资诈骗案一审判决中得到集中体现。在三个关键的构成要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上,吴英的集资行为都无法满足集资诈骗罪的认定条件。追根溯源,这一判决在很大程度上根基于现有刑法对于非法集资规制的逻辑混乱,也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非法集资相关法律保护对象的异化结果。     

交易行为二重性与复合调整模式──也谈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本文试图从一个经济运行中的微观环节──交易的角度确立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和其内在合理性。本文认为,交易可分为具单一影响的交易和具双重影响的交易。所谓双重影响,是指除对交易当事人产生影响外,还对非交易当事人产生影响,后者即通常所谓的外部性。单一影响则指只对交易当事人产生影响。复合调整模式下两种不同的规范 (即通常所谓调整横向和纵向经济关系的规范 )的共同功能是消除外部性。因此,我们认为,复合调整模式下的不同法律规范具有内在的功能统一性,即消除外部性。体现国家干预和具有内在的功能统一性可以把调整纵向经济关系与调整横向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整合起来。本文另外还指出了调整横向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特性──体现国家干预与强行法的特性,进一步支持了“纵横统一论”。     

对山西煤矿兼并重组方案的合法性分析

2009年的山西煤矿兼并重组,旨在整顿"多、小、散、乱"的煤矿开采格局,山西煤矿兼并重组的最终目标,是依照"一个矿区尽可能由一个主体开发,一个主体可以开发多个矿区"的原则(《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晋政发【2008】23号),实现煤矿整合和集中,进而希望彻底解决"乱开采"的问题。在山西煤矿兼并重组方案中,     

论我国物业税应以不动产租金为税基

物业税的税基如何确定，是开征物业税必须解决的一大难点。在我国现有的不动产法律框架下，相当多的不动产不能转让，因而也没有市场价格。在这种背景下，用租金来取代市场评估价格作为物业税的税基，能够更有效地实现税负公平原则。     

权利保障与民营经济发展——来自浙江的初步证据

为了考察我国对民营企业权利保护的现状,评判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们在浙江省范围内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1)对民营企业权利的侵害,主要来自于公权力机关;(2)对民营企业权利的侵害具有多样性;(3)权利侵害对企业的影响较为明显;(4)民营企业家以当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形式参与政治,能给企业带来明显的利益;(5)企业很少起诉政府机关,主要基于保持良好的长期关系的考虑。总的来说,公权力机关与企业的关系颇为微妙。一方面,公权力机关侵害企业权利,采取的是各种间接的办法,因而,其违法性不明显,直接索贿受贿的情况不多;另一方面,企业在处理与公权力机关的关系时,也较少采取对抗的方式,而多力图采取温和的私了方式。这或许是因为企业和政府之间存在一种长期博弈格局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