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与效率调和的两条路径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 :“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 ,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 ,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完善诉讼程序 ,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为配合这一战略决策的实现 ,本刊特邀复旦大学法学院诉讼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法学院以及中国政法大学的部分专家、学者 ,就司法公正的实现进行专题论证 ,并希望借此方式进一步繁荣关于司法公正的理论研究。     

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化的反思与制度重构

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化的实质是犯罪损害追诉方式的公私合一,该制度设计混淆了公益和私益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导致两种权益保护相互冲突进而对刑事司法结果公正造成负面影响。公私分离是刑事被害人去当事人化的当然制度选择,其立法对策主要包括在刑事立法中确立被害人为特殊诉讼参与人、废除被害人在刑事审判中就定罪量刑发表意见的权利、废止被害人刑事自诉权和切断其引起刑事二审、再审的程序路径。同时需要完善相关配套举措,如允许被害人对其物质和精神损害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等。     

从程序正义到形式正义——辩诉交易的价值与本土化评析

辩诉交易是认罪答辩简易程序的进一步简化 ,它体现了诉讼目的从实体正义、程序正义到形式正义的现实转变 ,其生命力源于在公正优先下对效率的很高程度的容纳 ,实际价值相当于司法机关的一宗无本生意。我国应借鉴辩诉交易建立辩诉协议制度 ,主要应限定案件范围、确立包括刑事被害人在内的四方主体一致同意规则及设立法官对辩诉协议的审查应进行庭上正式审查制度     

价值与实现：刑事证据规则本质探析

刑事诉讼结构虽然在根本上保障了实体公正的实现 ,但刑事证据规则在功能上有效防止了控辩对抗可能引发的控辩“纠缠” ,其本质在于追求效率价值 ,核心在于禁止提出带有更大虚伪性的证据 ,是实体性规则也是可出示规则。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结构因较强的职权干预保证了较高的诉讼效率 ,刑事证据规则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吸收 ,当务之急首先是完善交叉询问、举证责任等有关证据运用的程序规则以及确立带有根本意义的自由心证原则 ,刑事证据规则除已有的规定以外 ,应主要增补排除传闻证据规则。超前制定完善的证据法典从刑事诉讼结构发展角度讲也可以作为一种选择     

刑事诉讼的‘两重结构论’质疑——与龙宗智同志商榷

<正> 《现代法学》1991年第3期发表了龙宗智同志的《刑事诉讼的两重结构辨析》一文(以下简称龙文),这在我国诉讼法学研究上尚属首次。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提出了刑事诉讼的“三角”和“线形”相结合的两重结构理论,读后颇有启发。但在一些问题上,笔者持不同见解,现提出来以供参考。     

刑事诉讼对控辩平等的追求

本文认为，控辩平等是法律程序的核心机制，是实现程序中立性的保障。刑事诉讼国家控诉权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公诉享有当然的优势，然而控诉方收集证据能力的事实上的强大，要求程序设计从消极和积极两方面确立控辩平等机制，以纠正控辩力量的失衡和实现控辩程序均等。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在实现控辩平等方面作了重要改革，但尚有较多的保留     

法官职业化问题浅议

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是确保法官素质、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在当前实现法官职业化,就要进行以高素质 法律人才库为依托的法官选任制度改革。     

书面审与言词审的界线分析——以刑事正式审判为视角

书面审在刑事审判中的合理运用,能有效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也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在刑事正式审理程序中,书面审主要运用于上诉之法律审以及建立在被告人同意基础上的处刑命令程序和认罪答辩程序。在遵守传闻证据规则和控辩双方合意的前提下,允许在言词审判中适度运用书面审。在我国的刑事审理程序中也应当确立书面审的几种运用方式,以合理简化诉讼程序。     

权威、法律权威与司法权威

权威是一种令人信从的力量和威望.权威在社会上的价值经常体现为在解决某些复杂或专业性事项时需要权威人物作出判断.一般人能够判断也能够检验结果的正确性的事项是不需要权威的.由于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的每一个领域都会遇到模棱两可的复杂问题而需要理论权威或实践权威,因而权威的存在带有普遍性.权威的产生一般先在本专业形成并取得本专业同行的认可以后向其它专业或行业辐射,由此获得普遍性的影响力.此即所谓"外行看牌子,内行看水平"效应.如果从功利角度分析,权威的主要价值在于为普通人解决专业或复杂问题提供寻求协助的便利.     

从刑事诉讼结构看无罪推定

刑事诉讼结构设计的基本原则有两条:一是控、辩双方均衡对抗,不仅包括法庭上控、辩双方在享有平等的诉讼地位和均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上为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辩驳,也包括法庭外控、辩双方在侦查、起诉阶段为收集证据而进行的平等抗衡。比如辩护律师在侦查、起诉阶段从事的会见被告、收集证据等活动就是这种庭外抗衡的明显标志,二是法官均衡裁判,即法官在不偏不倚听取双方意见的基础上以一个仲裁人的身份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作出最后决定。这样,刑事诉讼结构自然就形成了一个以法官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