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起诉犹豫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正> 在国家追诉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刑事诉讼中,追诉机关按照何种原则起诉,不仅制约着审判机关的权限,更重要的是直接影响到刑罚目的能否得到全面实现,因此,起诉政策问题受到各国普遍关注。在这方面,立法和学说上一向有法定主义和便宜主义之分,凡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确有犯罪事实,且具备起诉条件,追诉机关必须起诉的,称为起诉法定主义;反之,凡认为虽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确有犯罪事实,且具备起诉条件,但追诉机关斟酌各种情形,认为不需要处以刑罚时,可以裁量决定不起诉的,称为起诉便宜主义。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追诉机关对于确已犯罪的嫌疑人有无决定不起诉的自由裁量权。自本世纪初期,目的刑理论取代报应刑理论之后,起诉便宜主义逐渐得势,并为国际社会广泛承认。目前,日本、英国、美国、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瑞典、法国、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均确认     

对当前农村治安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农村治安是全国治安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和谐、稳定是农村发展的基础。加强农村治安管理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基于一个行政村的调查,以最为严重的农村盗窃治安问题为例。分析其随着农村人口结构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在犯罪时间、对象、形式、主体和损失程度等方面出现的新问题与成因,提出加强农村治安管理的基本前提、治本之策、治标之策和经验借鉴。     

党对反腐败理论的探索、创新和发展

探讨我党在不同时期的反腐败理论及其发展轨迹,对于认识我党的反腐败斗争,指导当前的反腐败斗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欧洲人权法院视野中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以"格夫根诉德国案"为例

格夫根案的大审判庭裁决反映出欧洲人权法院在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上的完整立场,即对通过酷刑获取的任何证据和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言词证据实行自动排除,对以非人道待遇取得的实物证据根据比例原则决定是否排除,对非法证据的派生实物证据根据利益权衡原则决定是否排除,并以公正审判权作为适用排除规则的重要尺度.在刑事司法准则日益国际化的背景之下,该立场反映了排除规则发展的整体趋势,对我国排除规则的完善有较强的借鉴意义.立足本土法律实践,反思与国际人权基准之间的脱节与落差,将排除规则纳入公正审判权的保障体系,是排除规则发展的大势所趋.     

行政编制动态调整影响因素分析——以安徽省地方政府为例

在行政编制总量一定的情况下,政府职能转变状况、地方政府管理幅度以及组织架构变化、民间非政府组织发育状况、地方政府人力资源素质状况,是影响地方政府行政编制动态调整的主要因素。从政府职能的角度,政府整体职能转变、政府职能在部门间层级间的转移、行政管理方式转变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从政府组织架构的角度,淡化组织界限的跨部门整合、大部制改革、部门内部扁平化管理;从政府人力资源的角度,公务员整体素质、学历年龄结构、"通才"与"专才"的关系;从民间非政府组织的角度,社会团体的培育、民办非企业单位发展等等,都是影响地方政府行政编制动态调整的重要因素。     

检察机关批捕权问题管见

检察机关行使批捕权的合理性有否定说和肯定说两种意见,该争论反映出学术界和实务界的立场截然对立.检察系统研究人员认为"我国检察机关行使批捕权符合国际公约的规定"的观点,是对国际公约的曲解.另外,我国曾经仿效的俄罗斯已经时批捕权作出了重大改革.从法理上指出检察机关批捕权存在的缺陷,并不意味着在立法上立即取消检察机关的这一权力.可以维持检察机关的批捕权不变,但应在批捕机关和批捕程序等方面作必要的完善.     

通过中立的司法权力制约侦查权力——建立侦查行为司法审查制度之管见

建立对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可以解决我国侦查权力行使过程所存在的实际问题,更可以调整侦查权与审判权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健全宪法权利的程序保障机制。司法审查的权力应当由法院的法官行使。司法审查的范围应当针对强制候审措施和羁押期限的延长以及通常情况下的强制性侦查措施,应当包括所有的侦查行为,不分强制侦查与任意侦查。     

从区域的观点看中国与马来西亚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

中国与马来西亚转变中的政治经济关系,是自1980年代起,由三项政策所促成的。就区域的观点而言,中国与马来西亚转变中的政治经济关系,并不是最为特别的,它是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发展政治经济关系的一部分而已。换言之,自1980年代初期起,中国亦开始与东南亚地区的其它国家,加强其政治经济关系。     

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中的法庭调查程序评析

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中的庭审调查对犯罪事实和仅仅影响量刑的事实适用不同的程序和证据规则,并在开始调查证据之前设置专门的开头陈述程序,调查过程严格区分控方举证与辩方举证两个不同阶段,调查的范围仅限于针对两方有争议的事实和情节。这些特点集中体现了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正当程序。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创新探析

大数据是信息革命的新成果。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大数据催生了新模式、新产品、新业态、新经济,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继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影响了社会的运行方式,从而产生一种新的文化,促使社会组织模式及权力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而改变社会的组织与管理方式,引发政府治理的变革和创新。在互联网和智能化的时代背景下,大数据远远超越了技术层次,被赋予了丰富的社会属性,对领导方式、决策模式、政府治理创新等形成了新的冲击与挑战。某种意义上,大数据意味着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意味着一种新的文化和思维方式,也意味着一种新的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