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进步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模式的创新

本文从科技革命与政党政治关系的历史因缘的追溯入手,探讨科技革命对政党的深刻影响及其挑战。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传统党建模式进行深刻反思,并结合新的科技革命的影响与挑战,进一步探索中国共产党传统党建模式的创新。     

死刑制度改革与暴力犯罪死刑控制——从中韩死刑制度比较研究的角度

中国的死刑制度改革处于初始阶段,如何进行有效的死刑制度改革是时下主流观点.目前,废除经济犯罪等非暴力犯罪死刑,已成为中国刑法学界的共识.对于暴力犯罪死刑及限制,学者们关注相对较少.不过,从司法实践中死刑执行情形来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暴力犯罪的死刑执行个案始终占最大比例.因此,对于死刑制度改革,我们不能只关注非暴力犯罪死刑废除和死刑罪名的单纯减少,同时应关注暴力犯罪的死刑限制和死刑执行个案的实际减少,两者具有同等意义.     

黑社会性质组织认定相关问题探讨

在当前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过程中,一系列理论问题引起关注,尤其是从重庆"打黑"典型案件来看,围绕"保护伞"的范围、成立条件的认定;"称霸一方"本质特征和法律特征的认定;"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认定等理论问题的探讨,关系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有效控制。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与消灭制度国际经验之借鉴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首次规定了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具有值得肯定的进步意义。通过对相关国际经验的分析归纳及我国与相关国家在制度启动主体、启动条件及例外情况考量等方面的综合比较,指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75条存在的缺陷,提出完善我国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立法建议。     

职务犯罪共犯与身份问题研究——以职务犯罪为角度

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可以构成职务犯罪的共同实行犯;有身份者教唆、帮助无身份者实施职务犯罪时,有身份者构成无身份者实施职务犯罪的教唆犯、帮助犯,无身份者构成职务犯罪的实行犯;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实施职务犯罪时,应以职务犯罪确定共同犯罪的性质。     

英美刑法之严格责任述略

严格责任制度凸显于英美刑法中。结合英美刑法的判例背景 ,可以用案例分析的方式归纳出严格责任的适用标准与价值取向 ;英美刑法理论界对严格责任持有各种观点 ,但对其在实体上和程序上分别定义才是恰当的。严格责任有普通法上的严格责任和制定法上的严格责任之别 ,亦可分为绝对严格责任和相对严格责任。     

甲基苯丙胺和海洛因标准物质研究进展

甲基苯丙胺和海洛因是禁毒斗争的重要打击目标。毒品检测实验室在对甲基苯丙胺、海洛因相关检材进行定性定量分析时,必须依靠相应的高纯度标准物质作为分析参照,才能得出正确的检测结果。目前,尚未出现针对甲基苯丙胺和海洛因标准物质相关研究进展的报道。国内外现有生物基质甲基苯丙胺标准物质以及甲基苯丙胺纯度标准物质,可应用于体内外甲基苯丙胺的检测鉴定工作。其中,生物基质包括冻干尿液、毛发以及冷冻人体血清。海洛因除纯度标准物质外,已制备出了¹³C标记的海洛因标准物质,¹³C标记后的标准物质较氘代衍生物具有更高的分析精度。制备后的标准物质需经气相色谱-质谱法、液相色谱-质谱法、核磁共振波谱法、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法等进行结构确认,同时通过气相色谱、液相色谱等不同定量分析方法进行量值。本文对上述国内外甲基苯丙胺和海洛因标准物质的研究情况进行概述,并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医事刑法学中医疗行为概念的新界定

医疗行为的界定是认定能否构成医疗过失犯罪的关键要素。医疗行为应当具有目的性、主体特殊性、理论技术适当性、对象特定性、损伤性五大特征,医疗行为的界定必须体现出其特征与本质。医疗行为是指取得相关医学资格或以诊疗服务为职业的自然人或单位以人体形态、构造和生理机能的优化、变更或恢复为目的,以适当的现代医学理论和技术手段为准则,对医疗需求者进行具有损伤性的医学过程。     

论毒品犯罪死刑限制适用

消极的责任主义、对责任严重程度的严格判断、以刑罚必然性和刑罚可感知程度为基础的威慑的一般预防理论,以及特殊预防论的必要性理论,为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提供了理论空间。在具体操作模式上,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限制应以严格的实质判断认定毒品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压缩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的犯罪范围。同时应合理利用立功制度、妥善处理毒品犯罪中共犯的责任、适当协调死刑与其他刑事措施之间的关系,并严格限制减刑与假释的条件,以减轻预防毒品犯罪对于死刑的依赖程度。毒品犯罪死刑适用限制也应受到限制,应逐步缓慢推进,且须有相应的社会措施同时配套推行。     

论我国注射死刑的平等适用

目前,我国在执行注射死刑时存在不能完全平等适用的问题。这种不平等适用体现为不同身份的死刑犯适用不平等、不同地区的死刑犯适用不平等、不同罪行的死刑犯适用不平等等方面。注射死刑不平等适用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引起社会的诸多质疑。而注射死刑未平等适用的原因较为复杂,既因立法上存在漏洞,又受到注射成本过高,地方司法机关推动力度不够,民众报应观念较强等因素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