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被继承人宽宥制度的适用

被继承人宽宥制度,是指当继承人因特定原因丧失继承权后确有悔过行为,经被继承人宽恕后重新恢复继承权的一项民事法律制度,在我国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深厚的历史渊源。设立被继承人宽宥制度,旨在为有过错的继承人提供改过自新、重新获得继承权的机会。     

纪念香港城市大学合作十周年研讨会发言节选

2019年12月8日国家法官学院与香港城市大学合作办学十年座谈会暨判例法与案例指导制度论坛举行,本刊摘录几位嘉宾的现场演讲,以飨读者。     

习近平新时代文明观的理论程式与实践指向——兼驳美国政客的“文明冲突论”

习近平新时代文明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人类文明篇章"。从文明向度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批驳了当前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文明中心主义,以及全球恐怖主义、民粹主义等野蛮行径,指出人类文明面临主体性下降的共同挑战。从世界视野回答了"我们怎么办",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创新发展,是中华民族文明叙事逻辑的当代延展,堪称全球化历史时代的精神精华。从自身定位回答了"中国如何做",为中国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习近平新时代文明观的"出场""在场""现场"既构成了逻辑完备的理论程式,有力驳斥了文明冲突论,又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领航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党建”与“共建”:形塑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双重逻辑——基于杭州市D区的考察

从党的政策表述及当前实践来看,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形塑过程蕴含着“党建”与“共建”的双重逻辑。“党建”的出发点是巩固党的组织优势和执政基础,表现为基层组织体系从“有形覆盖”走向“有效覆盖”,进而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准备条件。“共建”要求探索“一核多元”的治理模式,既要实现基层党组织对“共建”力量的联结和协调,也要保障多元治理主体的有效参与,同步推进群众自治、社会共治和公共服务。“党建”与“共建”的双重逻辑呈现,亦关联着社会治理研究范式的更新。     

关山初度:七十年来的中共革命史研究

70年来的中共革命史研究,与整个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进程一样,走得辛苦,来之不易。有成绩与进步,也有不足和曲折。本文无意讲述70年中共革命史研究进展的全过程,只是撷取一些笔者以为重要的革命史研究问题,予以切入,窥察70年来尤其是近年来中共革命史研究关注的重点及其展现的趋势性变化。关于过往的讨论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回望,更重要的还在于由此探寻今后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     

清代因案修例的现象还原与性质界定——兼论其对完善案例指导制度的启示

清代的因案修例,即基于某一司法案件对《大清律例》中的相关条例进行修改。这是清代司法实践中一种常见的法现象。《大清律例通考》《读例存疑》等考证类释本和《驳案汇编》《刑案汇览》等描述类案例集,分别以法律文本备注和刑事案例陈述的形式,记载了因案修例的诸多实例。结合因案修例的各方面特征来看,它属于清代法律的一种司法创制机制,带有典型的传统中国特色。清代统治者通过此种机制从司法案件中抽象出成文法则,进而实现法律文本稳定性与适应性的均衡。对于当前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因案修例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其对明确案例指导制度的发展路径和方向,以及完善“由案到法”的衔接机制、指导性案例的审核机制、类案判断机制、指导性案例的退出机制等,具有积极的可借鉴之处。     

试论法律移植及其本土化

当前,在法律全球化发展趋势下,如何科学移植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并将移植法律与本土资源充分结合,在本土资源认可和整合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移植法律的效用,是我们实现法律制度现代化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文化建设的法治之路

和谐社会的文化建设过程,必然是法治之路,需要法的理性之治。法的理性之治,是民主政治国家的最高追求。文化建设的理性与法治的理性具有同一性。在现时期,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推进“法治浙江”建设,必须树立法治理性的观念,运用富于理性又切合国情省情的法治手段,推动文化建设切实走上法治之路。     

自然垄断企业反垄断的法律监管

经济社会的发展推动了自然垄断合理性理论及实践的革命,传统模式下,自然垄断企业的过去与现实已不能满足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文章从法律的角度思考自然垄断的相关问题,结合发达国家理论创新、产业改革的经验,并引入部分经济学概念论证自然垄断企业反垄断的法律监管问题。     

广东省群体性事件多发的态势与防范对策

广东省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是广东省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必然产物。社会发展的断裂、利益表达机制的缺乏、群体利益冲突的增加是群体性事件多发的根本原因。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利益表达机制、社会危机应对机制、全面的社会治安防控机制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