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灵工的内卷化困境及其逻辑

本文以"内卷化"概念为理论视角,指出数字灵工在进行知识性、文化性的创意劳动时,能够提高工作激情和成就感,但面对平台注意力经济的不可预测性和平台规制时,他们陷入了一个高度内卷化的工作状态:"自我锁定""失活创意""路径依赖"。具体来说,数字灵工在平台资本裹挟和量化规制下,逐渐固化了创作内容类型,并展开了故步自封的逐量创作。从结果来看,数字灵工看似实现了自由和自雇,但个体化的职业形式导致后期发展动力不足,陷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状态中,难以产生对个人更大回报的增长模式。研究依托平台创作群体,重新阐释和理解内卷化概念,有利于我们拓展内卷化在劳动领域的解释力,同时揭示灵活就业的数字灵工平台劳动的困境及深层逻辑,尝试探究可能突破内卷困境的路径。     

纪念香港城市大学合作十周年研讨会发言节选

2019年12月8日国家法官学院与香港城市大学合作办学十年座谈会暨判例法与案例指导制度论坛举行,本刊摘录几位嘉宾的现场演讲,以飨读者。     

印太战略视域下的印法印度洋地区海洋安全合作探析

印度洋地区的海上战略通道价值为世界所公认。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提出了相应的印太战略,印度洋地区的海上战略通道价值更为显著。在法国与印度的印太战略框架中,双方都把印度洋地区的海洋安全视为重点。基于印太战略,印度洋地区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成为法国与印度共同的战略关注。由于印度洋地区的海洋安全威胁日益复杂,合作是法国与印度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最好方式,符合双方共同的利益。面对印度洋地区复杂的海洋安全威胁,法国与印度意识到了海洋安全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初步建立了海洋安全合作机制。     

贵州黔东南苗族聚落仪式与公共空间研究

位于黔东南山地地区的苗族聚落因其特殊的地貌形态和文化渊源,形成了各类与平原聚落不同的、极具特色的公共空间。论文通过文献研究与实地走访调查,总结黔东南苗族聚落中的公共空间类型与特色,并探究其由内在的文化联系而形成的序列结构。黔东南苗族聚落的公共空间可分为生产空间、交通空间和仪式空间三类,其中仪式空间最具特色。黔东南苗族聚落的公共空间布局灵活自由,形态因地制宜;各类公共空间为鼓藏节、招龙节等重要仪式活动提供场所,作为历史的象征连通古今;模拟历史演变的仪式活动串联起各类公共空间,形成连通村落内外、村落之间的公共空间序列,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构建起到积极作用。     

论商标权的权利限制

权利是有限制的,没有无限制的权利。我国著作权法和专利法中就专门规定了著作权和专利权的限制。但我国的商标法中,并没有关于商标权权利限制的明确规定。本文拟探讨商标权限制的理论基础,总结商标权限制的具体类别,完善我国的商标权权利限制制度。     

实施人才战略 大力发展教育

为了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要实施人才战略,大力发展教育.当前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改革教育体制,建立学习型社会;发挥高校优势,大力发展高等教育.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笔谈（四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正确认识社会转型期突发性群体事件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向全党明确提出要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这一要求,适应了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深刻变化的迫切需要,扩展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对于我们党巩固执政基础,完成执政任务,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如何从理论上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刻内涵,从实践上切实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是需要我们认真探讨的重大问题。为此,本刊特组织刊发一组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问题进行探讨。     

论法人的侵权行为

法人与自然人一样 ,具有侵权行为能力。但法人的侵权行为是指法人以自己的行为致人损害 ,其法律要件与法人就他人 (法人成员 )的致害行为所承担的民事责任有所不同。法人侵权行为的成立 ,须具备以下条件 :须为法人的代表机关 (代表人 )或其他有代表权的人之行为 ;须为因执行职务而致人损害 ;须执行职务之加害行为构成侵权责任的条件。法人对其代表人执行职务的致害行为 ,应对受害人单独承担全部责任 ,然后得根据法人章程或者公司法有关规定 ,对有过错的代表人进行追偿或者处罚。     

论行政征收的公共利益判断

公共利益需要是行政征用的首要原则,公益性的有无是判断征用合法与否的重要要件.我国的行政征收制度忽视区分公共利益的应然层面和实然层面的两层含义,侧重于维护"绝对的公共利益".关于公共利益的讨论,应当着眼于支撑着公共利益应然性表达的实然性表达,即行政和司法审查的制度结构和运作过程.从这种角度出发,应当重点考虑公益界定向程序化和技术化的界定模式转化.     

对李汉俊脱党与被开除党籍的历史考察的辨正

苗体君、窦春芳的《李汉俊脱党与被开除党籍的历史考察》由于将关键档案资料漏掉,以致所谓历史考察失实。本文根据第一手资料,厘清李汉俊脱党以及被党除名的基本情况。李汉俊入党后,反对无条件接受第三国际津贴及命令。在1920年年底代理中共早期组织书记时,发现工会领导人和青年团有腐败行为,主张将其解散而遭到谴责。在中共一大上提出了党员可以做官和参加国会,但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党可以和其他党派合作,以反对共同的敌人,以及在建立工会等三个问题上,受到了批评。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后,他在北京避难时,曾在外交部做事,为此受到党的通告处分,有鉴这些,他于是年5月5日,写信给党中央脱离了党。1924年党正式将他除名。本文还澄清了对李汉俊一些不实的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