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青年干部为何留不住——基于社会认同视角下的实证分析

青年对农村干部这一职业群体社会认同程度在入职前后出现的由高到低转变,导致了其从选择进入农村干部群体到主动从乡镇村岗位中流出,在其中,自我认同、社会及组织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重构自我认同和追逐自尊的过程中,择业青年选择进入农村干部队伍。但由于现代性社会风险的压力,青年在基于追求安全感的自我认同建构中呈现出高度的危机意识和带有焦虑色彩的上进意识,并在职业的稳定性中表现出来。同时,在社会比较、体制内的政策冲突和组织隐性规则下,农村青年干部遭受了群体外部积极性构建失败和群体内部合法性的持续瓦解。在目前,构建农村干部群体的社会意义系统应成为维持农村青年干部稳定性的重要方向。     

刑事技术学科时态与发展探究

文章按不同历史时期,探索研究了刑事技术学科的发展状况,揭示了刑事技术学科的历史形成过程,总结了现代刑事技术学科的发展状况,推测了未来刑事技术学科的发展趋势。     

刑事诉讼告知义务初探

告知义务是国家赋予国家机关(含警察、检察官及法官)告知被追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关的事实、理由及权利的义务,是国家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承担的关照、帮助被追诉人实现其权利的一项特别义务。设定国家机关的告知义务,有利于保障被追诉人充分行使其权利。不论是国际公约还是一些法治发达国家都有关于告知义务的明确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告知义务的规定相对简单,应参照并借鉴国际公约及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予以修改与完善。     

论国际资源争夺中的金融战

随着金融资本的扩张、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金融寡头势力空前膨胀,并以新的形式出现,成为国际垄断资本,操控资源市场,加紧对国际资源的争夺。国际资源争夺的历史轨迹与内在逻辑清晰表明: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下,一国金融实力的大小直接决定其国际资源利用水平的高低,国际资源争夺的实质是金融战。这对于西方资源消费国尤其是美国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对于面临“资源困局”与“金融窘境”的东亚更有着重要启示。     

构建和谐社会对行政执法的影响

和谐社会是人类文明社会追求的一种理想社会形态,而依法治国与依法行政是实现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必备要求,本文从行政执法的角度分析构建和谐社会对行政执法的影响,以期待完善行政执法质量,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实现和谐社会。     

毒品洗钱犯罪问题研究

毒品犯罪与洗钱犯罪是密不可分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毒品洗钱犯罪活动日益严重。毒品犯罪集团绞尽脑汁,利用各种可能的方式与手段进行洗钱活动,给全世界、全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分析研究毒品洗钱犯罪的未来发展趋势,使我们可以深刻的认识其危害性,以便今后能够更好的预防和打击这类犯罪活动。     

专利实用性要件的国际协调研究

专利实用性要件是当前《实质性专利法条约》签订中的争论焦点之一。在此问题上,欧洲、美国等分别坚持自己的Industrial Applicability(工业应用性)标准与Utility(实用性)标准,二者存在竞合,更有实质的差异与分歧,各自的演变及二者的协调反映了专利制度作为商业竞争手段的工具性的一面,也体现了实用性要件作为专利权人、产业集团与社会公众利益平衡的调节因素的一面。最后的协调结果可能会是欧、美工业应用性/实用性标准的某种妥协与折中。我国对该问题应加紧研究、积极参与,在专利制度国际化协调进程中寻求对我国最为有利的结果。     

国际法框架下的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及汇率制度选择问题成为国际经济中的持续热点问题之一。随着入世过渡期的结束,中国经济已经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人民币汇率及汇率制度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必须长期面对的常态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不应仅限于以往研究中的币值低估与否,是否违反相关国际公约等方面的单一研究模式,而需要在相关国际法框架下,从经济、政治及国际法等多角度加以综合研究,以制定相应的长期应对策略,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国内法上相关制度的完善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平稳发展。     

我国侦、控、审关系的五大误区及校正

通过比较研究与理论剖析,关于我国的侦、控、审关系,我们发现存在着五大误区应予校正:侦、审之间应该是二元化的配合制约关系而非互相配合制约关系或无关系,侦、控之间应该是配合关系而非制约关系,控、审之间应该是制约关系而非配合关系,整体结构应以审判为中心而非侦查为中心,应该是共时性的诉讼结构而非历时性的工序结构。     

从特许经营的特征看受许人的法律保护

特许经营特许人与受许人是地位平等、互相独立的市场主体,二者关系本应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商事关系。但是,特许人对特许经营组织的“持续控制”,以及特许经营合同缔约过程中存在的受许人投入专用性资产和特许人机会主义行为,使得特许人与受许人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和利益上的不平衡,使得本应平等的特许经营关系成为事实上的从属关系,受许人处于弱势地位,权利易于受到损害。要实现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立法者必然要启动利益平衡的调节机制,通过法律手段使双方利益关系向受许人倾斜,从而实现特许人与受许人之间的利益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