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视野下担保合同效力的制度变迁

从担保行为历史、担保合同效力立法、司法实践的角度考查,担保制度经历了从人格向契约、再由契约向政策的变迁,各阶段的效力规定均体现了特定的社会背景并具有时代适应性。民法典对保证及物权担保合同中主从合同的效力关系进行了统一规定,其法定主义立场重申了对担保秩序稳定性的价值追求,反映了立法者在面对日新月异的担保现实时追求公平的整体目标,而在回应诸多新型担保方式的现实层面,司法则必将承担更宏大的历史重任。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体系性反思与建构

虽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得以正式确立的,但《刑事诉讼法》中涉及此制度的具体规定又都是操作层面的。据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合理性并不能得以阐释。而依据我国《刑法》,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合理性则可以从形式逻辑、实质逻辑以及价值理念三个维度予以充分证成。由此可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质上系《刑法》中的一种刑罚裁量制度,认罪认罚本质上是法定的从宽量刑情节。在定罪层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需自愿承认不法事实系其所为,即构成"认罪",而无需准确评价自身行为的法律性质并准确识别具体罪名;在量刑层面,"认罚"考察的重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悔罪态度和悔罪表现。应当通过刑法立法的方式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自首制度、坦白制度部分重叠地整合在一起,以避免"概念混同""重复评价"的错误倾向。     

WTO背景下的政府政策体制分析

加入WTO将对我国政府的政策体制带来深刻的影响。目前政府政策体制存在着突出问题,我国政府应遵循政策体制改革与创新的原则,构建适应WTO要求的政策体制。     

论组织犯及其刑事责任

组织犯是位于实行犯的背后,实施组织、领导、策划和指挥行为的幕后者,其对实行犯实现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具有“支配或控制”作用,因而具有正犯之性质;也正是这种“支配或控制”性要素的存在构成了组织犯承担刑事责任的正当性根据。鉴于我国立法和对组织犯承担刑事责任的依据及范围不明确,司法实践状况比较混乱,应以“支配或控制”要素的有无和“支配或控制”力的大小为根据,确定组织犯刑事责任范围和程度。     

网络环境下的公安院校宣传工作

网络具有全球性、开放性、即时性等特点。网络环境下,公安院校的宣传工作既面临挑战也迎来契机,公安院校宣传工作应更新观念,开辟网络宣传新途径,丰富宣传工作的内容,加强管理,趋利避害,为我所用,占据主动地位,以提高宣传工作的实效。     

亮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王牌"--著名儒学专家骆承烈教授访谈录

2005年9月28日,人们刚起床不久,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就推出了一组直播节目——全球联合祭孔。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节目内,现场直播了山东曲阜孔庙、浙江衢州孔氏家庙、上海孔庙、甘肃武威孔庙、云南建水孔庙、台北孔庙,以及香港、日本足利、韩国首尔以及美国洛杉机、德国科隆等地的祭孔盛况。这次全球祭孔大典,意义非凡。为此,记者专程采访了作为此次直播活动的特邀嘉宾、我国著名儒学专家、曲阜师范大学骆承烈教授。记者:这是第一次全球联合祭孔大典,规模宏大,盛况空前;而且在曲阜的主祭是由中国政府出面主持的,官方色彩很浓。为此引起了国内…     

反腐败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刑事司法协助体系

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生效并有效发挥作用之前 ,巴勒莫公约将是国际社会最为重要的打击腐败犯罪的国际公约之一 ,也是目前我国打击腐败犯罪 ,阻截“三外潮”所能利用的最有力国际法资源     

我国司法鉴定三级（次）鉴定终结制度的构想

司法鉴定作为诉讼中的重要环节,直接关系着诉讼的进程。司法鉴定形成的鉴定结论,作为法定证据种类之一,直接影响甚至左右着审判的结果。鉴定次数是当前我国司法鉴定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但至今却无相关规定。本文提出我国司法鉴定三级(次)鉴定终结制度,在充分论述该制度的必要性、可行性的基础上,提出具体构建设想,以期对完善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有所裨益。     

司法能动性何以实现?——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为分析基础

司法过程中法官在法律适用中的自由裁量权体现了司法能动性.我国主要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大量抽象性司法解释的方式来指引法官在个案审理中的法律适用,这种司法能动性的行使方式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引发了一定的争议.我们应当客观地看待我国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权,而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应当在纯化现有司法解释体制和审级制度改革的基础上,辅以判例,并逐步扩大法官在个案审理中的法律解释权.     

论司法鉴定人负责制的立法依据与实施措施

司法鉴定人负责制既是一项管理制度又是一项证据制度,本文从科学技术与法律角度界定了鉴定人负责制的含义与表现,分析论证了鉴定活动的科学属性、鉴定结论(意见)的证据要求、外国立法惯例与我国司法鉴定实践基础作为这一制度立法依据的具体原因,根据我国当前情况设计了实施该制度的六项措施。最后,强调了鉴定人负责制与鉴定活动接受监督的关系,勾画了鉴定人应予接受监督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