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公众协商的合法性基础、民主限度与价值重估——以协商民意测验为例

协商民主是当代政治学中最具吸引力的民主范式,它逐渐从一种宏观、规范的民主理论转向微观、可操作的民主实践。在这一转向过程中,微型公众协商成为协商民主制度化与操作化的重要机制,尤其是其中的协商民意测验因协商代表具有的代表性与协商结果的高质量,使其被视为协商民主的黄金范式。然而,以协商民意测验为代表的微型公众协商的民主限度也较为突出,它在推动大众参与、政治平等、协商质量等方面存在不足,并呈现协商精英化的趋势。对此,可从协商系统方法出发,承认微型公众在提升民主与协商方面存在限度的同时,通过协商代表功能与职责的重塑,将微型公众协商嵌入政治体系统之中,重估微型公众协商的价值,推进整体政治系统的民主化,进而提升协商质量。     

人民想象、塑造与教化——论卢梭立法者的立法技艺

立法者在卢梭政治思想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是其政治理论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不仅关涉卢梭政治思想的解读,更关涉人民主权原则与民主制度之建构。但与此相悖的是,卢梭的立法者理论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与讨论。通过经典文本的解读,可从三个方面阐释卢梭的立法者理论:一是立法者与人民主权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但它使人民主权原则成为可能,弥补了人民集体理性能力的匮乏与公民个体理性能力的不足;二是依据立法技艺的差异,立法者可区分为古代立法者与现代立法者,古代立法者运用宗教和语言艺术实现人民的教化;三是现代立法者在个体理性与科学发展的前提下,通过公共舆论引导人的激情与自尊心,实现人民教化。立法者不仅不与平等和民主原则相违背,反而强化了人民主权原则,为政治共同体的建构增加了可能性。     

略论阿玛蒂亚·森的权利方法

阿玛蒂亚·森的权利方法认为饥饿与饥荒产生的根源在于权利的剥夺，以及受个人或家庭的资源禀赋和交换权利的影响。阿玛蒂亚·森对传统福利经济学和诺齐克“自由至上主义”的纠正，使其权利方法强调严格的法律框架，但也局限了权利方法对饥荒的解释。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权利方法需要新的视角，即关注非正式权利在粮食分配中的影响、关注非正式权利与法律之间的交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