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住宅消费观念与消费行为演变的若干趋势分析

居民住宅制度的改革与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经历了相似的历史时期,而在此背景下的居民住宅消费观念与消费行为的演变则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私人置业、买商品房、郊外居住、按揭付款、各代分居、数年迁居、择邻而居等等。     

"星光计划"运行的实践与思考——以社会福利社区化为视角

"星光老年之家"的产生并非偶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对当前我国社会迅速而深刻变迁的一种积极回应."石家庄模式"与"世昌里模式"在管理、运营机制上各具特色,但不乏共性,正是这些共同点的存在使得这两种运行模式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星光计划"中,街道以上各级政府部门扮演主导者的角色,街道、社区居委会及社区老年协会等非营利组织扮演服务推行者的角色,而社区老年群体作为该计划的直接受益者,是社区老年福利服务的利用、购买主体,其参与意识仍待强化.     

论社区建设中的居民参与

社区建设的社会基础是居民参与。目前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现状及参与不足的原因分析;改变居民参与不足现状的对策。     

农民工对“和谐”有哪些诉求?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数量在不断增加,据相关数据统计,全国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动力的23.2%,约占城市二、三产业职工的50%,有些行业如建筑、建材、纺织、服装等行业中的农民工已占70—80%以上。但农民进城务工与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的剧烈冲突,使其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他们在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与社会服务等等问题上所受的困扰都对构建和谐社会提出严峻的挑战。对此,针对农民工的现状,我们该关注哪些问题呢?     

社会保障X-低效率现象辨析

由于政府失灵、制度设计管理缺陷、道德风险与负面激励等客观诱因的存在,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和安全网,其效率目标在运作过程中会产生一定漏出量,从而引发投入-产出效率较差或较低的X-低效率现象。     

农民工权益保障缺失:现状、根源、对策--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视角的解读

农民工权益保障缺失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它已成为考验我们党执政能力的一个严峻课题。二元户籍制度、歧视性就业制度、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公众利益诉求机制不完善等体制造成的不平等国民待遇是农民工权益缺失的制度根源。为破解这一难题,一方面应当在宏观的制度层面上恢复农民工的国民待遇;另一方面应采取诸如完善立法、加强执法、规范劳动关系、搞好培训及创新工会组织形式、发挥工会维权作用等针对性举措来维护农民工权益,构建和谐社会。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流迁模式的多元分化及其差异性特征——基于东南沿海四地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分析

文章在朱宇和林李月研究的基础上,基于东南沿海苏州、温州、泉州与东莞四地2250名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流迁决策的多元分化以及多元流迁模式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差异性特征展开分析。文章有如下发现:其一,与不少学者和社会大众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愿望强烈"的"刻板印象"不同,在流入地城市定居并非是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共同选择;其二,户籍制度本身并不是造成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苏州、温州、泉州与东莞四地定居意愿偏低的主要原因;其三,基于流迁模式多元化的事实,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分化出"定居型"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型"新生代农民工与"循环型"新生代农民工三个亚群体;其四,"短工化"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落户意愿低的重要原因;其五,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特征与其流迁意愿之间存在高度关联性。     

退出的政府与异变的政策——雏生型公共住房制度下政府住房保障责任缺失分析

建国后我四政府住房保障责任及城镇住房政策的调整经历了不可持续的全面责任型、全面责任型向雏生型转折、雏生型、从雏生型向社会型转轨等四个阶段.在雏生型公共住房制度下,政府职能转变被简单地等同于政府退出,市场化的过程变成了政府推卸社会责任和逐步减弱公共投入的过程,这是政府住房保障责任缺失的根本原因;而各方利益的博彝、福利传递监管机制不健全及基础性法律缺位也导致了住房政策的整体失效与价值的内在分离.     

共建共享:民生建设的晋江经验

晋江建市20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民生建设不断推进.文章回顾了晋江民生建设的历程,对晋江民生建设的做法和成效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富有创新色彩和普遍意义的民生建设的晋江经验.     

社会政策视阈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一个分析的框架

现行社会政策体系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城市融入的支持力度明显不足.在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背景下,基于准入制的梯度“户籍化城市化”路径与基于居住证制的梯度“常住化城市化”路径共同构成了不同“定居意愿”、“定居条件”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城市融入的“梯度双轨制路径”.为促进该群体城市融入,应通过积极的理念重构、政策创新、主体培育与规范决策,在强化政策执行的同时调整建构出更加系统、科学,更具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的社会政策支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