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易经》热来透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心态

<易经>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是华夏文明之源.直观性是<易经>的主要思维方式,激发和催生了先人的丰富想象力和非凡创造力.<易经>里包含着相当多超前的现代科技设想,但是直观性不能使科学研究普及化、量化、细化、精确化、深入化而推动科学的层级发展.既然<易经>的思维方式有长有短,所以我们要扬长避短,以热情而又冷静的心态对待<易经>.     

直面司法疑难案件的双重历史面向

司法案件分为一般案件和疑难案件，一般案件就是直接适用法律规则就能得出可接受性结论的案件，绝大部分案件都是一般案件，都不会进入大众的视野，不会成为社会的焦点，不会聚光为舆论的中心。但是疑难案件不然，疑难案件超出了一般案件的职业性之外，它提出了社会正义和公民权利的普适性问题，而非仅仅是一个法律专业性问题。     

国内生产总值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国家的经济实力不是体现在"量"上,而是体现在"质"上,不是国内生产总值的数量之"大"而是其质量之"强";为此,要将关注的焦点从"生产什么"转向"怎样生产",提高国内生产总值的质量;关注国内生产总值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关系。     

论法律语用推理

法律语用推理就是在现有的法律规范不能适用的疑难案件 中,法官通过正当性论证寻找与特定情境的案件事实相契合的大前提,进而推理出结论的一种法律推理形式。法律语用推理的特点是：对语境的依赖性;根据语境增删大前提;推理过程不具有普遍性;＂主体间性＂法范式;论证的思维方式。法律语用推理适用于疑难案件,即与当初制定法律时所针对的情境发生了变化的案件。     

论侦查监督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在侦查监督的价值理念上,侦查监督应当与法律监督保持一致,以保障侦查行为的依法运行。在侦查监督的监督范围上,应当以立案为起点,以侦查终结移送起诉为终点,主要包括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在立案监督制度的完善上,要把握发现违法立案行为和纠正违法立案行为两个维度。在侦查活动监督制度的完善上,在发现违法行为方面,要加强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实际接触和对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等人员的询问;在纠正违法行为方面,对于强制性措施,检察机关可限期要求侦查机关予以反馈,对于非强制性措施,检察机关可通过对违法侦查活动法律后果的释明来督促侦查机关予以纠正。     

正确认识GDP的两个关系

国家的经济实力不是体现在“量”上,而是体现在“质”上,不是国内生产总值的数量之“大”而是其质量之“强”;为此,要将关注的焦点从“生产什么”转向“如何生产”,通过改进生产方式降低GDP的重量,提高GDP的质量。     

“司法三段论”的语境考量——以刑法为例

三段论适用于司法判决的难处在于,"司法三段论"的大小前提与三段论大小前提的属性不同,"司法三段论"的大小前提之间不具备三段论大小前提之间的确定关系。三段论的大小前提是超语境的,具有普遍必然性;而"司法三段论"的大小前提是语境化的,具有或然性,大前提是针对特定语境的,小前提存在于特定语境中,特定语境勾连了"司法三段论"的大小前提。"司法三段论"的中心并非在三段论的推理形式上,而是在大小前提共同语境的判断上。     

腐败行为与司法公正的关系——基于休谟因果关系论的分析

因果关系是原因与结果之间的一种恒常的结合。腐败结果的出现,根本原因不在于腐败者的道德素养低下和法律知识欠缺,而在于腐败者基于其他腐败者是否受到司法惩罚的理智判断：腐败行为和司法惩罚是否具有恒常的结合关系。司法公正显示了腐败行为和司法惩罚的恒常结合关系,腐败就从道德判断转换为理智判断,而大部分官员有着清醒的理智,腐败就成为愚蠢的行为远而避之,司法公正因此是遏制腐败的根本所在。     

哈耶克的私法之治自由主义路径

私法在时间上先于公法，在品质上优于公法，在效率上高于公法，是真正的法律。法治的核心是私法之治，从而构成法律和自由的统一；法治若以公法为核心，法律必定成为自由的对立面。     

困境与解困——从“飞矢不动”看理论和实践的关系

“飞矢不动”违背了形式逻辑的矛盾律,但它试图扭曲客观事物的辩证运动;“飞矢不动”是个哲学悖论,支撑点在于日常生活语言的经验概念和科学理论语言的纯粹概念之间的偏差,语言一旦成了制造偏差的哈哈镜,悖论的产生也就不可避免了;“飞矢不动”表明纯粹理论和经验实践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理论一旦僭越了自身的有限性而跌入了它在实践中不能逾越的“鸿沟”和“雷区”,就不可能不使自己出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