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关于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2021年1月20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现在,我代表常委会办公厅报告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以下简称建议)办理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加强改进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积极回应民生关切,努力把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党和人民事业发展中来。     

共同富裕目标下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与机制

我国贫困问题的主要形态已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顺应相对贫困治理的需求，有必要系统构建贫困治理的逻辑与机制。在分析相对贫困的概念、特征和治理需求的基础上，文章从系统观念出发，提炼并阐释了以党领导为核心，以自治、法治、共治和技治为手段的“1+4”相对贫困治理逻辑。通过分析浙江安吉“生态扶贫”和山西“吕梁山护工”治理实践表明，由于地方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条件具有差异性，治理的侧重点会有不同——安吉重视绿色发展理念和共同富裕示范机制建设，吕梁重视护工就业培训和脱贫增收机制构建，但其治理逻辑存在共识，能有效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地方治理效能。基于此，文章在“1+4”相对贫困治理逻辑基础上结合地方经验，从组织机制、内在动力机制、法律机制、协同共治机制、监测机制、示范引领机制六个方面提出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基本框架，尝试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指引。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体系性反思与建构

虽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得以正式确立的,但《刑事诉讼法》中涉及此制度的具体规定又都是操作层面的。据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合理性并不能得以阐释。而依据我国《刑法》,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合理性则可以从形式逻辑、实质逻辑以及价值理念三个维度予以充分证成。由此可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质上系《刑法》中的一种刑罚裁量制度,认罪认罚本质上是法定的从宽量刑情节。在定罪层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需自愿承认不法事实系其所为,即构成"认罪",而无需准确评价自身行为的法律性质并准确识别具体罪名;在量刑层面,"认罚"考察的重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悔罪态度和悔罪表现。应当通过刑法立法的方式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自首制度、坦白制度部分重叠地整合在一起,以避免"概念混同""重复评价"的错误倾向。     

论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和谐社会重要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的主体观、系统观、矛盾观、利益观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铜对生长猪肝中IGF-Ⅰ基因mRNA表达的影响

采用生长试验、免疫放射分析和定量PCR方法,观察了生长猪血液中类胰岛素生长因子(IGF-I)及其结合蛋白(IGFBP3)数量的变化和IGF-I基因在肝中表达量的变化。结果显示, 每1 kg饲料中添加125-250 mg铜,能够上调IGF-I基因的表达量,显著提高猪的平均日增重,促进生长猪循环血液中IGF-I浓度的增加。试验结果证实,铜是通过促进生长激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轴相关因子的合成和分泌来发挥促生长作用的。     

网络环境下的公安院校宣传工作

网络具有全球性、开放性、即时性等特点。网络环境下,公安院校的宣传工作既面临挑战也迎来契机,公安院校宣传工作应更新观念,开辟网络宣传新途径,丰富宣传工作的内容,加强管理,趋利避害,为我所用,占据主动地位,以提高宣传工作的实效。     

亮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王牌"--著名儒学专家骆承烈教授访谈录

2005年9月28日,人们刚起床不久,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就推出了一组直播节目——全球联合祭孔。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节目内,现场直播了山东曲阜孔庙、浙江衢州孔氏家庙、上海孔庙、甘肃武威孔庙、云南建水孔庙、台北孔庙,以及香港、日本足利、韩国首尔以及美国洛杉机、德国科隆等地的祭孔盛况。这次全球祭孔大典,意义非凡。为此,记者专程采访了作为此次直播活动的特邀嘉宾、我国著名儒学专家、曲阜师范大学骆承烈教授。记者:这是第一次全球联合祭孔大典,规模宏大,盛况空前;而且在曲阜的主祭是由中国政府出面主持的,官方色彩很浓。为此引起了国内…     

反腐败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刑事司法协助体系

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生效并有效发挥作用之前 ,巴勒莫公约将是国际社会最为重要的打击腐败犯罪的国际公约之一 ,也是目前我国打击腐败犯罪 ,阻截“三外潮”所能利用的最有力国际法资源     

公司独立人格理论应用于跨国集团公司之晚近发展

传统公司法坚实地建立在这样的法律理念之上,即公司的所有者或投资者(股东)与所注册成立的公司之间是严格地分开的,换句话说,只有后者才能对公司的行为后果负责。这种理论适用于十九世纪刚出现时的单一层次结构的公司,其能否延伸适用到当今世界盛行的多层结构公司(公司集团),适用到何种程度,是本文即将探讨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