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村流氓恶势力探析

当前农村流氓恶势力的存在,有四个基础(经济基础、权势基础、血缘基础、地缘或业缘基础)和六项特征(群体性、公开性、综合性、暴力性、势力性和危害极大性),并具有横向、纵向的内部结构。其现实存在归因于具有能满足个体犯罪人的特殊需要的功能,传统文化影响,现实发展的非均衡性,精神文明建设弱化,社会控制减弱和打击不力。其未来的存在,在数量上将有所增大,质量上将有所提高。因此,社会控制方面要加强综合治理、建立农村治安防控体系。     

农村居民的储蓄与借贷行为——基于晋鄂豫苏吉5省3年的调查

储蓄与借贷行为既是一种重要的农户家庭经济活动,也是农户行为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以晋鄂豫苏吉3331个农户调查为基础,对新世纪我国农户家庭的储蓄与借贷行为做了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农村的储蓄与借贷行为十分普遍,且民间借贷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农户的储蓄与借贷行为是理性的,在不同的时间和地区,农户根据国家的相关政策调整自己的储蓄与借贷行为。总的看来,农户的储蓄水平不断提高,农户的储蓄行为主要表现为预防性储蓄;农户借贷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两情借贷”,借贷期限随着借贷金额的增加而提高,“立约”越来越被借贷双方所接受。研究同时表明,性别、年龄和受教育年限等因素的差异,对于农户家庭的储蓄与借贷行为有一定的影响。     

城镇适应性、技能型收益、精神收益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基于2291份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基于城镇拉力视角,运用2007—2009年2291份调查问卷所建立的固定效应Probit模型及实证分析显示:城镇生活适应性、技能型收益和精神收益等非经济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有显著影响,是促进或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而非经济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作用,依赖于城镇务工收入水平、教育和年龄等交叉变量,且不同个性特征的农民工,在外出务工决策上表现出较强的异质性。研究同时发现:2008年金融风暴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仅是一次短期波动,并没有改变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在机理和长期趋势。文章的最大局限在于,受问卷设计和数据可得性的影响,没有充分考虑户籍制度、子女教育及医疗保障制度等非经济因素。该研究对于揭示"民工荒"的成因,保持农村劳动力有序、平稳、持续地向城镇转移,乃至对于农村劳动力从"候鸟式"转移到"生根式"迁移的本质性转变,都具有重要意义。     

都市农民收入现状与增收问题分析——以上海市闵行区七村调查为例

缩小城乡差异,需要对问题的本质进行拆解。通过对上海市闵行区七村的调查发现:当前都市郊区农户家庭最严重的问题是成员老龄化;当前都市郊区农民的就业选择是完全符合其经济收入预期;农地经营在郊区农家无论是就业提高,还是收入增长作用都非常有限;依靠出租房产等财产来实现增收与都市郊区的老龄人口就业吻合。这些现象与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密切关联,但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也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民生化时代中国农民社会保险参与意愿与行为变化分析——来自国家农村固定观测点2003～2006年的数据

民生是本届中国政府关注的重要目标，农民的生活保障是民生的重要内容。本文运用国家农村固定观察点2003～2006年的跟踪调查资料，对4年来中国农民生活保障的保险参与力度以及保险的普及面等问题做出了分析。分析表明：农民传统的生活保障观念出现了很大转变，传统保障正向商业保险转移，农民的保险费支出增加，保险面提高。而进一步的统计性分析和计量模型表明：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家庭生命周期、文化教育水平、区域差异等因素都是影响农民保险支出的重要变量。进一步制定相关政策，引导农民改变传统的生活保障观念，提高农民的生活保障水平，是政府机关必须重视的重要课题。     

我国农户富裕程度与进城务工关系的实证分析

工业化对于一个国家经济腾飞的必然性，已经被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所证实。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世界各国都曾经或必将面对的课题。现阶段，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突出地表现为农民工进城问题。本文应用一手调查资料，从农户行为的微观角度研究了农户富裕程度与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关系。分析显示：农户的家庭纯收入水平不同，农民工在进城动因和障碍、进城途径、进城费用和收入等方面表现出一些共同的趋势和规律，同时也显示出一定的差异。考虑农户家庭纯收入水平的差异，制定相宜的政策，将加快我国劳动力转移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