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学的公共性价值追求:旁落与回归

公共行政学理应将"公共性"作为学科发展中一以贯之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追求。然而,由于受到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主流公共行政学的理论研究在工具理性的导向下陷入了技术路线和管理主义的追求之中。在后工业化的背景下,行政学的研究必须深入发掘公共性概念的价值内涵,并在公共性内涵的张扬中去确立研究取向、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行政模式建构,实现公共行政学的价值重构,以求使这门学科能够承载起面向后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重建的历史使命。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导向:“形式公共性”与“实质公共性”相统一

在国家治理的意义上,现代化意味着社会管理机制和文化模式的理性化过程,无疑包含着公共性的内容,但是这种公共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价值中立"以及技术化、工具化追求营建出的,因而仅仅是一种"形式公共性"。显然,这种"形式公共性"是一种不完整的公共性,缺少公共性的实质内涵,所以当前我国所谋求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能仅仅从治理方式和手段等技术化方面照搬西方治理框架进行顶层设计,而应该根据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的要求,以正义的制度为保障探寻国家治理模式从"管理"走向"合作"的实质性转型,从而实现"形式公共性"与"实质公共性"的价值融合,进而在价值与技术、权威与自由的和谐统一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论我国利益集团政策参与的制约因素及其化解对策

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我国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关于利益集团,人们对它有各种各样的称谓和解释,如"政治派别"、"利益团体"、"压力集团"等.     

从“公共性”到“行政公共性”——基于共同体视角的阐释

“行政公共性”是“公共性”这一哲学范畴被引入到行政领域收获的理论成果,也是人类共同体演进和社会公共领域分化的结果.从共同体的视角来看,公共性反映的是人类共同体实现内部平等交往的基本属性和未来发展的目标趋向,它集中体现在人类公共活动领域之中.在人类步入工业文明以后,人类公共活动领域分化为“公共权力领域”和“社会公共领域”两大部分,相应地,公共性也呈现出“强制性共同体的公共性”和“非强制性共同体的公共性”两种情况.这样,“行政公共性”就从人类普遍主义视野下的“公共性”中被剥离和引申了出来,成为一个专门用于描述政府这种强制性共同体在社会公共活动中的关系状态和对其进行价值确认的学术概念,并且在公共行政活动中以“他利性”表现出来.     

行政公共性的生成渊流与历史反思

公共行政的自觉建构需要在公共性的研究和探讨中去获得行动方案,而行政的公共性既是一个理论概念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其内涵需要规范性阐释也需要描述性考察。然而,学界关于行政公共性的生成历史尤其是演进逻辑的研究尚显不足,这影响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理解。通过历时性回溯分析,可以看到行政公共性经历了"共同性"形态的萌芽阶段、"形式公共性"的生成阶段和"实质公共性"的萌动阶段。未来行政模式的转换必然意味着形式公共性的式微与实质公共性的彰显,而行政公共性的形式与实质的契合正是以社会转型为历史背景、以民主法治发展为政治平台、以公共利益实现为逻辑主线、以行政主体的价值选择为内在动力。     

论私营企业承接公共服务的“撇脂”行为及其治理

受到"自利基因"和"逐利天性"的驱使,企业在承接公共服务时往往会出现规避公益性服务、提高服务价格、漠视偏远地区和弱势群体等"撇脂"行为。这不仅会引发公共服务公益性、公平性和均衡性的流失,更易诱发政府开启利益输送通道、社会组织产生"自利性效仿"、公民加剧"剥夺感"等恶果,对协作体系造成严重破坏。从公共价值的理论视角分析,"撇脂"问题的实质是私营部门的"自利性"与公共服务的"公共性"之间的价值冲突,而解决这一冲突的根本在于改变公共服务协作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因此,需要在构建合作治理的宏观视域下,以公共服务精神、公共服务立法、平等合作机制、政府的"元治理"职能来引导私营企业自觉约束自身的"撇脂"行为。     

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思想回顾与研究反思

公共行政的基本价值就是公共性,自公共行政出现以来,行政的公共性是学者们最为关注的问题,国内外学者都对其进行了广泛探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公共行政模式的引进,中国学者在西方行政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是,从当前我国的学术文献来看,许多中国学者在使用公共性的概念时,出现了概念界定较为模糊且使用随意性较大的问题。因此,关于公共性概念的探讨依然是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的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对公共性概念的深度发掘,对公共行政的模式建构和职能界定也有着积极意义。     

民主行政视野下“公共”行政精神的修复与重塑

民主行政作为一种适应后现代社会迅速变化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行政模式,蕴涵了丰富的“公共”行政精神。对于当代政府行政活动中公共性逐渐流失和“公共”行政精神日益衰微的现实,要以民主行政的理论视角来引导“公共”行政精神的重塑,着力催生民主型、法治型、公正型、服务型的“公共”行政精神,以实现整个行政体系作出适应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本质要求的系统变革。     

探索重塑公共行政公共性的路径

20世纪中后期,随着官僚制理论征服了公共行政实践,公共性的缺失引起了行政学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对其作出了严厉的批评,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重建公共行政公共性的方案。其实,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回归不是一个简单地要求公共行政重新获得公共性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对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作出重新定位的问题。从理论来看,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行政学研究的技术中心主义路线,让从属于公共性的价值统领行政管理技术。就行政实践而言,公共性的回归则意味着政府目标的重构,即从政府本位主义转向以社会为中心。也就是说,公共性的回归是治理模式的重构,是朝着建构新型民主治理模式的方向政府改革运动。对于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回归而言,无论是新公共行政运动的理论畅想还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实践努力都是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只有在理论与实践对公共性的共同追求中,才能有效地解决公共行政“公共性危机”的问题,从而建立起拥有实质公共性的公共行政。     

乡村数字治理的技术主义迷误及其社会性调适

在国家治理视域中，乡村数字治理承载着实现乡村“治理有效”乃至“善政良治”治理理想的社会期待。在这一背景下，认为数字技术能够“包打一切”的执念，逐渐在乡村数字治理的探索实践中显露出来。这极易导致人们对这一新兴治理模式中数字技术的功能和作用产生迷误。事实上，数字治理所裹挟的技术主义与乡村治理所内蕴的公共性价值之间，是存在内在张力的。这一张力，是数字技术难以深嵌乡村社会人情伦理以及人际关系网络的根源。如果不能恰切地对技术进行社会性调适，数字治理就会“悬浮”于乡土社会之上而难以真正发挥其正向功能。为此，在乡村数字治理的探索实践中，要关注其社会兼容度，并运用社会力量调适和超越技术主义思维的片面性，以纾解乡村数字治理的技术主义迷误问题，使之真正成为助力国家治理理想和乡村振兴目标实现的技术驱动和赋能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