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仪式性人情异化后果及其矫正

当前农村普遍面临着仪式性人情异化的困境.基于鄂西H县Z村的实地调查发现,人情名目的无序增加、随礼规则的失序和礼金的攀升以及去仪式化构成了仪式性人情的异化面向,仪式性人情变异为功利性人情.传统人情交往规则的瓦解是造成人情异化的宏观背景,经济分化背景下富人群体的带动、村民村庄生活预期的短期化以及村民对在村关系的依赖所导致的...     

吸附型城乡关系下的村级治理行政化——以上海地区村级治理实践为例

村级治理高度嵌入特定的城乡关系形态并受特定的城乡关系所形塑。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构造了上海地区吸附型城乡关系形态,农村成为服务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功能板块。农村治理表现出明确的城市功能定位,伴随着政府对农村的统筹、规划和改造工作。这些工作向行政村范围内治理事务的转化,造成了村级治理事务的大量创生,构成了地方政府对村级治理进行行政化改造的内在动力。上海地区村级治理行政化不是由村庄自主发展和内生需求推动的,而是地方政府意志主导下的产物,遵循的是理性设计路径,属于外力驱动型村级治理行政化。将村级治理行政化研究纳入城乡关系视野,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我国村级治理行政化的理解,而且拓展了我国乡村治理研究的视域。     

新生代农民完全城市化的实践机制与启示——基于苏南地区S镇的田野调研

研究东部发达地区农民城市化的实践机制对透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般规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作为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南地区农民的城市化表现为一种完全城市化状态,新生代农民全方位实现了在城市的空间融入、生活融入以及价值融入。双系家庭合力的资源整合模式是当地新生代农民实现完全城市化的基本机制,体现出中国农民家庭的强大韧性与巨大活力。但这一城市化路径内含着高强度的代际剥削,不是以新生代农民自身能力的发展为基础,因而具有不稳定性和脆弱性。双系父母的强大支持还可能进一步削弱新生代农民的奋斗与进取意识。我们需要从不同角度辩证地去认识这种带有浓厚“代际支持”底色的农民城市化路径,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完善,尤其是要发展新生代农民的自主城市化能力。     

城乡关系的实践类型与乡村振兴的分类实践

基于对权利视角下城乡关系研究的反思,从功能视角揭示中国城乡关系实践形态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形成以区域为基础的城乡关系类型建构框架,并进一步得出城乡关系实践类型的区域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定位的区域差异。大致来看,中国出现了以上海地区为代表的吸附型城乡关系,以珠三角、苏南地区为代表的融合型城乡关系,以及以中西部地区为代表的并立型城乡关系等多种城乡关系实践类型。在吸附型城乡关系中,乡村作为服务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功能板块,乡村振兴目标是以满足城市需求为导向;在融合型城乡关系中,乡村已经成为城市带的一部分,乡村振兴目标带有突出的城市功能属性;在并立型城乡关系中,城市与乡村是相对独立的两个系统,乡村振兴目标主要指向农村自身的需求,具有明显的农村功能定位。对中国城乡关系实践类型区域差异的研究打破了既有研究对中国城乡关系认识的单一性,同时也对当前中国形成以明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定位为基础的有效且有针对性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乡村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枫桥经验”的当代实践及其启示

国家与农村关系的变化以及乡村自身的变化共同推动着中国乡村治理的转型，并对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和机制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和沉淀，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已俨然成为富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实践方案。基于对“枫桥经验”起源地浙江省诸暨市多镇的调研和相关历史文献的梳理发现，发端于中华帝国时期的简约治理传统和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的群众路线这一社会主义工作传统构成了“枫桥经验”的本源内涵。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在坚持这一本源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新型治理元素的引入和新型治理机制的构建有效回应了转型时期中国乡村治理的内在需求，启示了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走向。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治主体精英结构的转型及其影响

合理的村治主体精英结构是影响乡村振兴战略有序推进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农村普遍形成了乡土精英与行政精英共治的村治主体精英结构,实现了从单一的乡土精英治理向二元精英共治的转型。村级事务从以关系嵌入型事务为主向关系嵌入型事务与关系脱嵌型事务并重的变迁是村治主体精英结构发生转型的内在动力机制,村干部选任制度的适当调整为村治主体精英结构的转型奠定了制度基础。实践中,受村干部选任重视年龄和学历的影响,村治主体中的乡土精英逐步为行政精英替代,由乡土精英与行政精英共治的村治主体精英结构趋于瓦解。这直接造成村庄中关系嵌入型事务处理主体的缺失,弱化了村级组织的综合治理能力。针对这一困境,存在两种应对思路：一是制定多元化的村治主体选任标准,同时为乡土精英和具有行政精英特质的年轻高学历人群提供进入村干部队伍的通道,确保二元精英共治结构的持续;二是提升乡村社会以及村干部职位对行政精英的持久吸引力,让行政精英产生对乡村社会以及村干部工作的深度价值认同,以更好地习得乡土治理经验与乡土精英特质,推动行政精英向同时具备二元精英特质的综合性精英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