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精神分析在讯问中的运用

本文应用精神分析的观点和技术，对讯问中的犯罪嫌疑人的心理进行分析，并根据讯问的特殊规律，提出了一些新的强化其供述动机的讯问策略。     

检察引导侦查与公诉引导侦查合理性辨析

作为取证引导机制改革的不同模式,检察引导侦查与公诉引导侦查在改革目标和实施体系等诸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性,两者不宜混同使用.旨在强化法律监督的检察引导侦查,其引导模式与法律监督的属性互为冲突,难以实现侦查监督与服务公诉之双重目的.以提高公诉质量和效率为目的的公诉引导侦查不同于我国“严打”时期的联合办案,并不违背当前刑事司法改革理念,其更注重我国侦查实践中具体问题的解决而不失为现实条件约束下提高侦查取证质量的一种相对合理的路径和方法.     

"入世"与公安法制建设

“入世”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的同时 ,也使治安形势的不确定因素增大 ,趋于复杂化 ,从而对我国公安法制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公安部门如何结合现存的突出问题加以改进 ,以迎接新的挑战 ,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立案侦查条件新论

对于立案侦查的必备条件 ,学界多有争议。确立以“嫌疑犯罪事实”为事实条件的立案标准 ,可以避免现有各种立案标准的诸多弊端 ,同时还可以使侦查介入案件的时间得以实质性提前 ,有利于案件事实的迅速查明 ,有助于办案人员转变诉讼观念 ,提高办案的效率     

特殊防卫案件证明责任研究

本文针对刑法第20条第3款的规定，浓度着从诉讼程序视角进行研析。文间认为，在特殊防卫的情况下，可以赋予被告方程度较小的证明责任，以弥补特殊防卫制度自身存在的疏漏。     

对“法律真实”证明标准的质疑

无论是刑事实体法律规范还是刑事程序法律规范都不具有判定案件事实是否真实的功能。“法律真实”所陈述的基本内容与判定证据是否充分的标准重复 ,所以“法律真实”证明标准是不能成立的 ,“法律真实”这个概念是一个伪概念。“客观真实”标准是判定证据是否真实和是否充分的有机统一 ,对传统“客观真实说”作一些必要的限定之后 ,客观真实标准仍然是刑事诉讼证明的基本标准。     

税收刑法谦抑性的困境与出路

刑法谦抑性既隐含于税收刑法规范形成和适用的始终,也指引着税收刑事立法和司法的内在操作。作为规制税收犯罪的最后一道屏障,现有税收刑法对谦抑性原则的理解和适用存在偏差,主要体现在税收刑法的立法模式、罪名设置、出罪机制、刑罚设定四个方面,不但与刑法谦抑性相违背,更阻碍了刑法谦抑性价值在税收犯罪防控中的实现。对于税收刑法的不足,可以从立法模式的重塑、刑事法网疏密的调节、出罪机制逻辑的完善和刑罚设置的均衡进行完善,使其走出打击和预防税收犯罪的困境。     

企业跨境数据流通中的合规问题——以跨境数据取证为视角

随着社会整体数字化转型的加速,电子数据已成为重要的证据来源。然而,由于受到主权、管辖权以及取证程序等因素的困扰,侦查机关的跨境数据取证工作面临较大压力。由此,一些掌握了海量数据的企业便成为侦查机关打击国际犯罪、完成跨境数据取证工作的首选协助目标。不过,这些企业在履行协助义务的同时,也将面临法律义务冲突、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冲突等合规困境。为此,既需要从国际层面构建二元化的数据跨境协作体系,也需要积极建立企业跨境数据合规的常态化机制,关注企业履行协助义务的可行性和合比例性问题,从而有效化解企业在协助侦查机关跨境数据取证活动中所遇到的合规困境。     

辨析与回归：检察本位论下的职务犯罪侦查权

传统检察理论实质上是一种检察本位的解释方法,一方面从检察职能的角度总括并统一解释了检察权体系下的各项职务行为,而另一方面则与诉讼制度、宪政权力体系发生了冲突和不协调。实际上,我国的检察权既不是全面的＂法律监督权＂,也不是一概而论的＂公诉权＂,而是承载着职务犯罪侦查、案件公诉以及诉讼法律监督任务的复合型国家司法职权,表现为多元合一的职能结构。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是基于侦查资源优势等因素而形成的一种侦查管辖划分,与法律监督或公诉职能并无必然联系,本质上仍属于国家刑事司法职权。     

职务犯罪的司法预防

职务犯罪是当前全国乃至全世界所普遍关注的犯罪之一。打击职务犯罪并有效地预防职务犯罪是 2 1世纪党和国家一项艰巨的历史使命。司法预防是职务犯罪预防的核心。目前我国职务犯罪司法预防基本上是成功的 ,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需要我们采取有力措施 ,加强对职务犯罪的预防打击力度 ,从而有效地惩治职务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