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市民化与新型农村社区文化建设

新型农村社区是农民市民化的重要场域,但目前我国农民市民化转身存在着习惯于农村生活方式、非农化就业转换艰难、对身份认同较模糊、市民人格的缺失等问题。社区文化设施、文化活动、制度文化教育和公共文化服务短缺是影响农民市民化的文化因素。加强社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加强制度文化教育、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延伸社区文化服务功能是助推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措施。     

群体性事件的制度因素分析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规模越来越大，已经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诚然，这类事件大多与某些党政机关处置不当，漠视群众利益有关，但笔者认为，除了人为因素外，制度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与现行的制度不完善不健全有着直接的联系。从一定的意义上讲，群体性事件的激增是公民“话语权”在制度内失效的某种回应。因此，从制度的角度来探讨群体性事件的问题，对于解决“非制度性参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和谐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诉求

深入探讨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历史的启示，实践的需要，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应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从现实国情、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出发，和谐社会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人民的现实需要，确立和谐社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有重要现实意义。     

网络话语权对行政问责制建设的意义分析

互联网的出现和勃兴催生了网络话语权,与传统话语权相比,网络话语权突显了社会性特征,极大地拓展了社会的舆论空间,对当代中国行政问责制度建设、观念建设、主体和环境建设都有重要影响.     

论陕甘宁边区时期党的民族政策的执政资源意义

陕甘宁边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党的民族政策对于党团结少数民族,发展民族经济,巩固边区,扩大政治影响,开发执政资源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开发了党的民族民心资源、党的民族制度资源和党的民族人才资源.     

地方政府行政问责的困境与出路

一、我国地方政府行政问责的困境 1．外部问责缺位。问责是因授权而产生的。授权一般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人民对政府及其官员均授权，即外部授权，与之相对应的是外部问责；二是政府对官员、上级对下级的授权，即内部授权，与之相对应的是内部问责。所谓内部问责，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质与实践新境界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论述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这一论述超越了西方选举民主的逻辑,形成合理形态之新民主观的中国表达。一方面,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论述既尊重历史、把握当代,又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既坚持文化自信、现实评判,又坚持追求真理、人民至上。另一方面,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论述不仅开辟了我国民主发展模式、民主政治建设和国家治理实践的新境界,而且开辟了人类探索美好民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新境界。     

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建设动力问题探论

影响和决定政党执政资源建设动力的因素主要包括生存环境、党的性质与奋斗目标、党的组织和党员的责任心。党的性质和目标、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的强烈的责任心为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资源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内源性动力;人民群众的期盼、民主党派的批评监督、国际政党政治和国际环境的新变化为党加强执政资源建设提供了丰富、多元的外源性动力。中国共产党推进执政资源建设必须加强党的性质和宗旨教育,开发执政资源建设的内在精神性动力;必须强化党员干部和党组织的执政资源意识,开发执政资源建设的责任性动力;必须依据党情、国情和世情的新变化,与时俱进,着力开发转化执政资源建设的外在动力。     

浅析当前我国农民民主意识缺失的原因

民主意识是现代政治生活健康运行发展必不可少的文化心理要素之一。农民民主意识的提高,是我国民主政治进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毋庸置疑,中国农民的民主意识较改革开放前有了较大的提高,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广大农民表现出来的民主意识总体还是呈现缺失状态,并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大难题。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对农民市民化的现实意义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切入点，是农民市民化的优选路径。它为农民市民化提供了重要契机，促使其实现身份转换、生活空间转换、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转换。但新型农村社区居民转换身份必须加大外在拉力，为其提供产业支撑；扩大财政投入，为其提供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加强社区文化建设，为其提供管理保障；破解发展难题，为其提供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