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与重庆谈判

抗战胜利后的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是“大公报策划的阴谋”吗?毛泽东曾在谈判期间“痛斥”《大公报》总编辑吗?为什么许多有关著作不愿提及重庆谈判中毛泽东呼过的“一个口号”?作者以平实的叙述回答了许多本不应成为问题的问题。     

抗战时期中国新闻界的一次庆典——《大公报》荣获米苏里奖章

1941年是世界动荡最烈、中国抗战至艰之年,就中国新闻事业来说,也是最难经营的一年。《大公报》以坚毅的精神,除办好重庆版、香港版外,年前又开拓桂林版,鼓励全国军民     

一代报人的追求——简述《大公报》在“新闻自由”上的观点与追求

《大公报》是解放前我国最大的民间报纸,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大公报》对“新闻自由”提出一系列观点,并为之进行不懈的追求。民主世纪的大梁——“新闻自由”《大公报》说:“大凡人类愈得不到什么,很自然的便愈想念它,憧憬它,有时甚至哄骗自己,装着已有了它。”“今有一个举世可望而不可即的愿望”,“然而它比     

《大公报》与反苏大游行

雅尔塔协定的正式称谓是《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协定》,它是由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邱吉尔、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于1945年2月11日在苏联克里米亚一个小城雅尔塔签定的。当时的中国政府领导人蒋介石被拒之门外。     

记抗战期间《大公报》的一段往事

抗战进入中后期,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行政机构日益臃肿,金融经济日见衰颓,政治腐败日甚一日。《大公报》对此不仅有所察觉,而且颇为“抗战建国的前途担忧”。它不仅将这方面的现象彻底揭露,更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治理的良策。揭露丑恶毫不讳言早在1940年,《大公报》就开始对社会上的不正常现象加以披露,在1940年8月20日《大公报》重庆版上题为《如何达到清明政治?》的社评中就说:“说到这政治清明性,我们实在有点为抗战建国的前途担忧。”文章指出,我们“缺乏     

王芸生劫中获释之谜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在准备接待日本首相时,毛泽东让秘书找来当年由《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编著,并于1934年出版的七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作为参考材料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