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公民社会建设研究:理论、实践与展望

近年来,在国内外环境的影响下,越南学者开始关注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提出要在越南建设公民社会.面对这一问题,越南官方并没有采取打压的方式去阻止,而是采取了参与和疏导的方式,通过倡导建立社会主义公民社会,把该问题引导向了自己希望的发展方向,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初步的成就.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终身教育问题及对策

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必要保证.目前,在农民终身教育问题上存在着地方政府缺乏重视、农民终身教育的制度缺失、农民的培训费用缺乏等问题.为此,基层政府应加强对农民终身教育的引导,同时,要加大政策支持和财政倾斜力度,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并引导企业参与农民培训,逐步构建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民终身教育体系.     

抗战期间蒋介石争取“先亚后欧”外交努力的评析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大力向盟国推销其“先亚后欧”战略,其目的有二:一是反共,二是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长远考虑。由于意识形态的作用,后者往往为人所忽视。     

韩国总统金大中访问北京大学

1998年11月12日下午3点半,韩国总统金大中先生访问了北京大学,在北大办公楼礼堂作了长达40分钟的演讲,题为“在北京大学的演讲”,随金大中总统访问的还有总统夫人李姬镐女士、韩国外交部长洪淳英先生、韩国驻华大使权丙铉先生和夫人等。我国教育部副部长韦钰博士、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毅先生等也陪客人莅临北大。北大校长陈佳洱院土、常务副校长闵维方博士、迟惠生教授等出面接待。     

云南省边民外流问题探析

上世纪90年代云南边疆地区对外开放后,由于受邻国边境特殊政策、文化因素、与邻国教育阶段及人才需求结构、区域外大国介入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中国边民出现了较大规模数量的外流。这种情况使我国的边疆安全与社会稳定面临巨大的挑战,亟待得到妥善的解决。     

20世纪70年代以来域外国家介入南海问题研究：发展演变与未来趋势

域外各国对当代南海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至今大致经历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达成前的早期阶段、DOC达成至“南海仲裁案”之间的阶段和中美竞争加剧后的新发展时期这3个阶段。在早期阶段,域外大国学界和智库虽然也对南海问题有不同的观点,但其立场和态度总体上是对中国有利的。第二阶段后期特别是中美竞争加剧后,其研究成果体现的对待南海问题的立场和态度逐渐多元化,研究方法也日益多元化,研究领域逐渐由传统领域向非传统领域扩展。与此同时,相关研究中对中国不利的结论和声音逐渐增多,这使得中国在国际舆论斗争和南海维权斗争中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上述变化受到各国研究人员代际更替、国际海洋法新发展和国际格局变迁的多重影响,但根本原因则是国际格局变迁及相关国家对本国利益的自我选择。中国应充分认识到国际规则和国际法的工具性作用,以平和的心态看待域外各国在南海问题各领域研究取向的变化,坚决反对歪曲或有选择地援引国际法来“抹黑”中国的行为;同时又要保持战略自信和战略耐心,努力加强和深化对国际法、国际政治和历史等不同学科交叉互融的研究,提高阐释运用国际法的能力,援引恰当的条款来维护中国的正当海洋权...     

高职院校职业技能鉴定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目前，高职院校已普遍引入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为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但高职院校职业技能鉴定存在着证出多门、试题库不能满足职业技能鉴定需要、“双师型”教师严重缺乏、培训考核评价体系不完善等问题。解决问题的对策：加强对职业分类与职业标准的研究与开发，逐步实现证书的统一管理和规范操作；加强联系，完善职业技能鉴定题试的开发；加强考评员队伍的建设；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法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统筹与协调作用；严格执行就业准人制度，营造持证上岗氛围。     

关于高职院校开展职业培训的思考

高职院校在做好学历教育的同时，结合本地区经济发展和学校所依托的行业需求，积极开展培训既是高职院校本身职责所在，也是高职院校拓展生存和发展空间的有效途径。本文就高职院校开展职业培训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开展职业培训的方式方法进行了探讨。     

越南数字强国战略与中越合作

越南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数字强国”正式上升为越南的国家战略。越南意图利用在数字信息领域里的后发优势,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和中美战略竞争带来的机遇,推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重构经济基础,依靠科学技术,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弯道超车,成为东盟数字产业的引领者,达成其中等强国的战略目标。越南将网络空间视为其“第四生存空间”,强调发展不对称力量获取安全优势;通过军民融合的路径加快数字化转型;在发挥内力的基础上,依靠多元化的国际合作路径吸收外部先进技术。同时,积极打造东西数字走廊,营造有利的周边环境。越南的数字强国战略与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有诸多共同之处,为中越两国在数字化时代深化合作开辟了新的空间。深入研究该问题有助于应对美国“印太经济框架”对中越关系构成的挑战,有助于中越关系的稳定,也有助于中越两国共同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共享数字时代红利,消除数字鸿沟。     

挟持他人强买处方药自杀应如何处理

在刑法规定中,以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方式进行的犯罪行为不在少数,但是,由于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程度不同,可能会影响定罪量刑, 比如,对于“劫持人质”的认定,往往出现分歧,那么,行为人为达到某种特殊的目的而以暴力挟持他人,究竟如何认定?本刊结合具体案例,特邀专家进行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