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把火”透视出制度惰性

不少"三把火"本身就是制度缺失下的惰性表现,"新官上任三把火"如果不在制度的再设计与执行力上着手,反而会拖延制度层面的改革与推进     

村党支部与村民选举关系之探讨

村民选举与自治制度是中国政治变革的重要部份,也是最有成效的领域之一.面对村民选举而来的压力与挑战,村党支部通常会采取各种方法来控制村民选举以维系其领导核心之地位.村民选举出来的村委会的确挑战了村党支部的权威,一定程度上重新分配了村级权力,并且推进了党内民主政治的发展,其典型就是"两票制"的出现与广泛的推行.     

部委晒“三公”:仍有迷雾重重

民主财政是治理三公问题的唯一之道。民主财政,简单地说来,就是政府按照民众的意愿,通过相关的民主程序,运用民主方式来理财。三公支出的公开实质上是一个民主政治建设过程,并且本身就是走向民主财政的重要一步     

走向共赢的格局:中国环境治理与地方政府跨区域合作

多年以来跨界的环境污染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已经成为中国环境治理上一个反复发作的顽症.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现行行政体制的"分割性".因此,地方政府间建立跨区域合作机制不仅必要,而且是可能的.各级政府之间的"环境共治"是中国未来环境保护体系的一个发展主轴.而观念创新与区域认同意识的强化、中央政府的主动性与支持、政府间的协调与合作组织的建立、法制的保障与境外管辖权的试行,是本文对如何就环境治理进行跨区域合作的一些建议.这种环境治理的跨区域合作是一种"新区域合作主义"。     

中国式的公民会议：浙江温岭民主恳谈会的过程和功能

论文以浙江省温岭市泽国镇2008年公共预算民主恳谈会为案例,从公民会议的角度具体描述了其过程,并分析了其功能与有待完善之处。通过这次民主恳谈会的实验和对其实践的研究分析,论文得出如下基本结论：民主恳谈会是一个保障农村居民的民主决策权、民主管理权和监督权的有效的制度设计;因其公民参与的相对有效性,某种程度上使民意能够被充分吸纳,从而使政府决策的正当性、科学性得以提升;这种中国式的公民会议包含着商议性民主的一些元素,由此表明“商议-合作型治理”模式正在中国地方治理过程中逐步生成;如果能够将民主恳谈会的实践上升到法律层面,将会大大推进中国基层的民主建设和发展。     

村规民约的文本和背后的治理议题及演变——以浙江省衢州市上洋村十版“村规民约”为例

村规民约文本内含着村庄治理的基本内容,前后不同的版本忠实地记载着治理变迁的历史信息。对衢州市上洋村十版村规民约进行文本分析来追寻三十年来乡村治理变化的轨迹。从文本的内容、功能、语言表达等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其修订是以问题与政策、共治与共享、限制村域内权威为导向,其背后治理议题逐渐地从整合控制论、义务论、整体利益论、村落身份认同论走向权利论、主体论和平权论,从工具论走向工具与权利、价值融合的治理轨道上。这些印迹与村治演变过程恰恰是中国多数村庄所经历着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洋村并非是独一无二的,借其可以窥见乡村社会之普遍表现形态。     

基层协商民主的系统构建与有效运行——小古城村“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的经验与扩散

协商民主在国内外都受到普遍关注,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协商民主的实践都存在诸多问题和困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已成为协商民主进一步发展的重大挑战。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小古城村于2005年开始进行"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的探索性实践,构建出协商民主的系统性制度,并得到了有效的运行。其系统性在于形成了从议什么、谁来议、怎么议到议的效力的闭合"四环节"。这一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的有效运行来自于融合多元价值观、得到政府与公众支持和有效嵌入其他制度等诸种条件的聚合。这样一个创造性的基层实践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地方性方案",也为全球治理与发展提供一种方向性的新方案。     

贫困县官员的“边缘心态”

无论是失落感,还是二等官员的自卑心理,或过客心态,贫困县官员的边缘心态是认知失调、信仰迷失、理想缺失、价值观错位、官场关系网不足等因素导致的     

中国应告别“运动式治理”

以运动方式解决问题,对中国人来说是最熟悉不过的事。人们常常从各种媒体上看到像"扫黄打黑专项斗争"、"消防安全专项治理"这样的"集中整治"、"专项治理"、"零点行动"新闻报道。中国盛行的运动式治理方式通常的流程是:事件出现→上级重视→成立专项治理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