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组八大员”为群众解难题

伊朗核问题3月13日被提交联合国安理会，伊朗已是美国国家安全计划的焦点，布什政府正推动一场针对伊朗宗教领袖的运动。据《华盛顿邮报》3月13日报道，布什一直在召集专家学者开闭门会议，向他们征求对付伊朗的方案，同时加紧对伊朗国内反对派的资金援助，在华盛顿专门设立伊朗办公室，并在伊朗邻国增派外交人员，加强对伊朗的监视。     

中国发展道路的贡献

2006年9月12日美国http://www·coun-terpunch·org网站刊登了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萨米尔·阿明题为《中国发展道路的贡献》一文。文章结合国际共运史和第三世界发展史,探讨了毛泽东开创的在落后国家成功赢得解放和发展的道路至今具有的巨大意义。文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是以无产阶级和欧洲为中心的,它和当时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具有相同的线性历史观:根据这种欧洲中心的线性历史观,所有的社会将不得不先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这个阶段实际上和殖民主义直接相关,但是在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看来,这也是有历史性的积极意义的),然后才…     

生命因敲击而动人

那年大地震,一眨眼间,许多人都被埋在废墟之下。他当时只有20岁,大块的楼板一层层地压在他的头顶上,身边就是父母的遗体。无边的黑暗包围着他,大地死一般地寂静。绝望之中,他开始哭了。不知过了多久,在他的嗓子哭     

历史资本主义的轨迹和马克思主义在三个大陆的使命

本文选自美国《每月评论》2011年第9期(总第62卷)。作者萨米尔·阿明系著名的全球化问题专家、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作者认为,资本主义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长期准备期、短暂成熟期和漫长衰落期,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长期衰落的开始。作者还论述了边缘地区     

人民调解：走向法典化之路

调解,作为我国的传统＂优势项目＂,长期以来被作为解决社会纠纷、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的最佳方式,但迄今未有一部调整调解制度的单独法律。据悉,人民调解法草案已于2010年7月1日在全国人大官方网站全文公布,并向社会征求意见。     

谁说得有理?——赵人卖马启示录

《战国策.赵策》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赵国人牵了一匹马到集市上去卖,卖了三天,无人问津,便想了一法,请伯乐夹围着马转了三圈,离开时还回头看了三看。于是,人们争相购买,马价十倍出手。 对于这件事,众说纷纭,大致有下列六种说法,但不知谁说得有理? A:应该象赵国人那样懂得点“生意经”。要发展经济、搞活市场,就必须懂得把产品     

退路是通向失败的捷径

在一个小酒吧里，一位年轻小伙子正在用心地弹奏着钢琴。他弹得相当不错，每天晚上都有不少客人慕名而来。     

帝国与大众

萨米尔.阿明在美刊《每月评论》第57卷第6期(2005年11月)发表文章,对哈特和内格里在《帝国》(2000)和《大众》(2004)两书以及其他一系列文章中阐述的观点进行了分析,认为他们关于当前的全球资本主义政治已经发展成为“帝国”形式,反抗这种统治形式的文化为“大众”的政治文化等     

“四方安全对话”的新发展及前景探析

自2017年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重新启动以来,其虽然只开展了少量且缺乏实质性内容的行动,却引发了大量讨论和高度的政策关注。纵观这一对话的发展演变可以看出,四国之间的某些共识构成了其重启后的显著特点,如更明确地将目标指向中国、以“民主价值观”作为秩序构建的出发点、服务于美国“印太战略”的需要以及开始将关注重点延伸至发展和治理领域等。基于这些新特点,“四方安全对话”在近三年来的实践中提升了四国之间的战略联系和协同作战能力、从议题领域和地理范围两个维度拓展了四国的战略合作、在外交上释放了四国团结一致的政治信号,并强化了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结构,从而对“印太”地缘环境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尽管从组织内部以及次区域战略环境角度分析,“四方安全对话”的前景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考虑到这一新的地缘战略安排针对中国的目标指向性,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并审慎地予以应对,是中国从外交上塑造地区和平秩序、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应有之义。     

革命还是衰败？——关于生产方式转变的思考

这是国际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萨米尔·阿明在2018年5月《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上发表的文章《革命还是衰败》（Revolution or Decadence?），承由上海社科院卢地生译为中文，供我刊用，现就文内关键词语，略作释义。此文所指称的“革命”“衰败”，事实上是在某种宏观叙事视野下对于历史进程中两种可能性趋向的一种新判词，或者说是一种新的理解方式。由此，此文有世界历史上重大变迁之比较，例如，作为西方古代史典型的古罗马制度变迁，以及中国的“朝贡制”。作者认为，从一般的意义上说，“所有阶级社会都倾向于”后者，因而所谓“朝贡制”，不妨认为是“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发展成熟形态，是那个时代世界体系确立之征象；而历史上“革命性”的社会变迁，则往往来自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由此，作者对于20世纪以来的一种现象：即革命在发达国家（中心地带）逐渐消沉，而多见于不发达国家（边缘地带），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事实上，这也是此文首先提到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当今“全球化”回应的理由所在。至于社会变迁究竟是走向“革命”，还是趋于“衰败”的判别标准，作者认为，在社会变迁进程中，“当意识形态表达了所希望的变革的全部和真实维度时，我们才能称之为革命。”是此文之意，实在于为论证当代世界“全球化”体系中“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为此，作者要求当今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历史上社会主义革命模式能够有新的、更全面的历史性超越，这也是此文委婉提到对从“第二国际”到“布尔什维主义”等以往各种认知模式进行再度审视的理由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