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电荷耦合器检验涂抹字迹、消褪戳迹的研究

电荷耦合器ＣＣＤ（ＣｈａｒｇｅＣｏｕｐｌｅｄＤｅｖｉｃｅ）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金属－氧化物－半导体（ＭＯＳ）集成电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ＣＣＤ具有光电转换、信号存储、时间延迟等功能，在不同的领域里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又由于ＣＣＤ成像面的硅材料具有较好的红外光谱响应这一独到的特点，因而在红外领域的应用也非常活跃。为此我们尝试着开展了应用ＣＣＤ检验涂抹字迹、消褪戳迹的研究，把ＣＣＤ应用于刑事物征的检验，取得了一些效果。一、基本原理被涂抹的字迹，涂抹物质、书写载体对近红外区域不同波长的光波的反射，透射…     

关于法益成为犯罪客体的思考

关于犯罪客体问题 ,理论界分歧较大 ,有许多不同观点。就其合理性而言 ,法益说比较妥当 ,即犯罪客体 ,应当是指被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由我国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其根据主要在于 :一是深刻揭示了犯罪所侵害的实质 ,二是在理论逻辑上无懈可击 ,三是切合了现代民主政治和人权观念的新发展 ,四是具有其特殊的机能 ,五是完全切合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但是 ,法益理论本身也面临许多挑战与悖论 ,尤其是法益价值构造与价值取向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中央苏区反贪污纪实

上世纪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后在江西瑞金建立了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政府,这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然而,尚处在幼弱状态的苏维埃政府内部,却混进了一些见利忘义利令智昏的蛀虫,造成中央苏区极为严重的贪污浪费和腐败现象。     

关于公安机关“追缴赃款赃物及退赃“措施的法律分析

赃款赃物的性质只能够由国家授权的特定司法机关或者行政执法机关通过法定程序作出的生效裁决来确定,这是认定赃款赃物在程序上的决定性要件。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不能够称其扣押或者调取的物品为赃款赃物,追缴赃款赃物更是荒谬,因为其本身没有法律依据。针对“赃款赃物”及其追缴措施,应当通过完善刑事诉讼法、制订有关司法解释来解决和完善。     

论诱惑侦查"有限适用"理论及其借鉴

诱惑侦查"有限适用"理论来源于主要西方国家和欧洲人权法院对诱惑侦查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其基本精神是既不绝对地禁止诱惑侦查,但又不是无限制地滥用诱惑侦查,而是对诱惑侦查的适用采取严格限制的"有限适用";对于其限制条件,本文将其归纳为七个方面.在借鉴方面,本文针对我国学者对诱惑侦查的研究现状,结合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重点研究和论述了侦查权的法律根据和理论基础、诱惑侦查的概念、性质、合法条件以及在诱惑侦查的场合中侦查人员和被告人的责任等重大理论问题.     

铁证如山——孙远大贪污案侦破纪实

银行巨款不翼而飞 2000年1月3日,地处繁华闹市的达州市通川区某银行营业部迎来了元旦节后上班的第一天。这天,前来银行存取款的人络绎不绝。新的千年,新的气象,新的开始把新的笑容溢漾在了营业部几位年轻女柜员的脸上…… 下午5时,2号柜员孙远大一边隔着挡有二尺来高玻璃墙的柜台与邻柜的柜员们谈笑,一边清点着自己经手钱箱里的余款,准备交班。忽然,她惊呼道:“我这里少了10万元钱”!     

论民事审前证据展示制度

司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司法程序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对于实现司法的目的又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诉讼中的证据制度是司法程序制度中至为关键的一环。本文通过全面系统地对民事审前证据展示制度的研究,来进一步认清当前我国民事诉讼证据立法的缺陷和司法时间的弊端,以此来更好地完善民事诉讼立法,发挥民事证据核心作用,真正实现社会正义。     

论我国受贿罪的修正方案

在受贿罪修正案中,应当取消传统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素。基于对受贿罪所侵害的具体法益界定、对受贿行为中权钱交易的具体形态考察,并引入基于公共政策上扩张防御的信念基点等概念,可以从法益权衡论和机能协调论两个视角来探讨在立法上取消受贿罪构成要件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要素的新理由。同时,受贿罪的修正案应当增加规定“影响力交易”行为构成受贿罪,但应当对其内容予以适当限制,可以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斡旋受贿的行为规定为受贿罪,但是不宜将“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的斡旋受益行为以及性贿赂行为纳入受贿罪之中。     

论统一战线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

<正>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1989年12月,党中央拟定了《中共     

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三个问题——以李庄案为例

李庄案不但涉及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司法认定，而且还涉及一系列基础的犯罪论问题。李庄“利用会见龚刚模之机，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供述，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供述”的行为，不能毫无例外地简单地认定为辩护人帮助伪造证据的行为；同时，不能将一般的“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行为认定为犯罪，而应明确限制为“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指使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行为才能构成犯罪。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同时兼备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双重特征，以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是结果犯，作为李庄无罪辩护的实体法理论依据本身缺乏充分的刑法规范依据和刑法理论支撑。我国应采取明确限缩犯罪成立最低规格的立法政策和立法技术，重新构建中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在中国犯罪构成论体系内将标准的犯罪构成、修正的犯罪构成与犯罪成立最低规格标准等犯罪论关系范畴进行周延的逻辑梳理，实现中国犯罪构成论体系的逻辑自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