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错失变迁机遇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19世纪末20世纪初,辉煌一时的山西票号在向现代银行过渡中曾出现过两次机遇,但都没能把握住。文章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就票号错失变迁机遇进行了分析,指出其根源在于:第一次合组银行失败———初级行动团体的缺失。由于其内部制度导致了决策层创新能力的逐步弱化,阻滞了初级行动团体的形成;第二次合组银行失败———次级行动团体缺失。由于组织内部各利益主体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导致合组计划付之东流。     

虚拟世界及其对人类思维方式的影响

当代人类在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上,第一次为自身的现实生活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即虚拟世界。虚拟世界与物质世界、精神世界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虚拟世界的出现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如为人类提供了新的中介系统等。虚拟世界在引起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变化的同时,也要求人类的思维方式发生与之相应的变化。其中包括承认并接受客观实在的多样性,以及具体的客观实在形式与主体实践活动的相关性;必须从整体上思考问题;自觉地把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理性与感性统一起来;要创造性地进行思考等。     

中法两国国情的相似性及其启示

中法两国在地理条件、历史演进、政治形态、经济社会问题、文化特征、民族性格、外交政策和国际地位等多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两国国情诸多相似之处,一方面包含着有利于国家发展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某些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和问题。中法国情比较,使我们更加客观地审视我国自身的优劣因素,特别是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对策。     

论不发达地区增长极的培植

不发达地区培植工业增长极是价值规律的内在要求,是调整经济布局,合理配置资源的客观需要,增长极是创新的基地,更是发展本地经济的立足之本。培植增长极要以经济规律为依据,找准增长极的空间生长点,狠抓基础设施建设,打出一批名优产品,建立对外开放的经济技术联系,以“外极”带动“内极”。     

儒家理想人格与当代人的全面发展

儒家的理想人格设计在历史上对我国文明与人的发展曾经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当代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 ,儒家理想人格仍然有其独具的优越性。它所提倡的尚义崇仁、追求至善的价值目标 ,好学深思、通古博今的人才范式 ,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内在品格 ,厚德载物、协和万邦的广阔胸襟 ,都是值得我们现代人继承学习的闪光之处。当然对于其中的价值取向神圣化、片面化、不公化、保守化的糟粕思想及其对当代国民心理的影响也要进行全面的批判与深刻的反思。     

对我国农业保险市场的分析与思考

我国保险体系在城市中逐步完善与发展,在农村的建设却严重滞后。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对策主要是构建财政支持型的农业保险,加强农业保险的立法,开发适销对路的农业保险险种,培育农业保险的中介市场等。     

适合鸭瘟病毒弱毒增殖的MHC单倍型鸭胚肝间充质干细胞的建立

为了建立适于鸭瘟病毒(DPV)弱毒增殖的细胞系,利用4个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单倍型鸭品系,体外分离鸭胚肝细胞,在干细胞因子、白细胞抑制因子和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诱导下,获得鸭胚肝间充质干细胞(DuLMSC)。接种DPV疫苗株C-KCE后,结果显示:F1~F10代均能稳定出现CPE;将F10病毒接种细胞24 h后,通过扫描电镜在胞质、胞核及细胞间隙均能够观察到典型的疱疹病毒粒子;F1至F10代均能扩增出DPV UL2基因片段,序列测定结果表明F1、F5、F10代的扩增产物与NCBI中公布的DPV株(EU082088)的核苷酸同源性为100%;组织培养半数感染量和一步生长曲线结果表明,源自B4系单倍型鸭的DuLMSC细胞系增殖DPV的病毒含量明显高于B1、B2和B3系。本研究为稳定培养鸭瘟病毒提供了优良稳定的实验材料。     

新时代公安院校深化劳动教育研究

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起,劳动教育体系建设有了纲领性文件.对照新时代劳动教育的政策精神,公安院校开展劳动教育还存在理念、课程、实效、聚合力等方面的不足,需在课程劳育、专业劳育、课外劳育的基础上,深化劳动教育与忠诚教育的认识,优化实训、实习方案,加强校内各相关方的横向联系,建构...     

不完全信息下大学生就业困境与就业知情权保障

信息的充分传递是市场资源高效配置的前提。就业市场上大学生就业信息的不完全,影响了大学生理性的进行学科选择和职业规划,导致高等教育人才供需双方不能有效衔接。知情权保障是解决主体信息不完全问题的唯一路径。我国应在立法上明确大学生就业知情权的内容,并通过政府的市场就业信息收集供给、高校就业信息服务、用人单位就业信息告知等,落实大学生就业的知情权。     

经济学角度解析官员道德风险问题

预防和杜绝官员道德风险问题,保证政府的高效廉洁,是一个持久的话题。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利用政府和官员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建立了一个期望效用模型,推导出引发政府官员道德风险的要素。在明确了腐败与额外收益、工资、腐败被发现后的收入、官员的任期、预期贴现率、被发现查处的概率等因素的关系后,提出了对腐败综合治理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