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雇佣习惯法的渊源探析

法渊源的动因、进路和资源三要素具体到农业雇佣习惯法的渊源中转化为利益、博弈和契约。农业雇佣习惯法的创生和发展主要是雇主群体和雇工群体基于自己利益的考量而做出的智识性选择，此种智识性选择藉由雇主群体和雇工群体博弈而产出的农业雇佣契约的形式演化为农业雇佣习惯法。     

特殊农业雇佣习惯法研究——以民国时期山东地区为例说明

民国时期农业雇佣关系的调整主要靠大量的习惯法,即雇佣习惯法。与一般雇佣习惯法相区别,特殊雇佣习惯法是雇佣制度与租佃制度、借贷制度、典当制度相混合的产物,它们主要表现为种地头、二八种地、带地佣工及典雇等制度形态。     

信任视阈下的民间惩罚——以乡土社会为场域

道德中的高调宣扬和现实中的无情沦陷构成了信任在现今社会的尴尬境地,解决的思路或许有多种,民间惩罚就为其一。通过对于乡土社会场域中民间惩罚的考察可以为我们解决城市场域中的信任困境提供一定的思路和助益。     

由双边契约到习惯规范：一种演化机制的阐释

对于习惯规范产生问题的阐释,除了＂法的确信＂理论外,另有＂契约机制＂理论。于契约机制而言,习惯规范的产生是一个由双边契约演化而生发的过程。在双边契约的演化机制中,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即双边契约的扩散机制和前置模式。其中,扩散机制是演化的主体,而前置模式则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论习惯法生成的路径及其标准——以雇佣习惯法为例

以雇佣习惯法为例,习惯法的生成路径体现为不同群体间的博弈,而推动博弈进程的是对合作剩余的分配。习惯法的生成标准有三个条件,即满足这三个条件方能说一项习惯法生成了,这三项条件分别是地域条件、时间条件和主体条件。     

论习惯法的规范性分析

习惯法规范性的分析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对日常生活中习惯法的初加工,所采用的是语言转换的方法;二是对描述性习惯法的再加工,所采用的是规范实证的方法。基于语言转换方法,本文构筑了一部农业雇佣习惯的成文法;基于规范实证的方法,本文分析了习惯规则的模式类型、习惯规则的内部要素和习惯原则的类型。     

论雇佣契约履约机制中的关系霸权——以民国时期华北地区的农业生产为场域

雇佣契约的独特性使得对其履约机制的考察必须深入到劳动的过程之中,民国时期华北地区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了"关系霸权"理论是分析雇佣劳动过程最为适合的工具。在关系霸权理论的运作机制中,雇主与雇工的目的是截然不同的,雇主的目的在于控制雇工进而控制劳动过程,而雇工的目的则在于保护自己的利益。相应的雇主与雇工在其中所采取的策略也就有着极大地不同。     

法规范学视野下习惯规范的界定——以雇佣习惯规范为例说明

习惯规范的界定,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界定的学术立场。站在法规范学的立场上,习惯规范的界定,既需明确习惯规范的内涵,同时亦要划清习惯规范的外延。习惯规范内涵的明确主要表现为对其概念的确定。习惯规范外延的划清在于明晰习惯规范与惯例和道德规范之间的区别。     

雇佣契约的效力基础——以乡土社会为场域

乡土社会的熟人特色和近代国家法的西方面向,使得乡村中雇佣契约的实施主要依赖于社会力量。雇工与雇主既是达成雇佣契约的主体,同时也是雇佣契约实施所分别作用的对象。雇佣契约的效力机制主要体现为,社会力量通过对于雇工的压制机制和雇主的惩罚机制迫使雇佣双方安于遵循所达成的契约规范。     

极穷权置定性条件探析——基于权利冲突的话语讨论

震区哄抢事件引发了公众对灾民哄抢行为罪与非罪界定的讨论。紧急避险和权利冲突理论告诉我们极穷状态下的哄抢行为并非犯罪,因为此时对生命的尊重与保障处于最为优先的地位。而划清罪与非罪界限的关键节点则在于对极穷权条件的界定。灾民所获取的他人财物,仅为生存所必须。并不能为自己的生存而牺牲他人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