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碍生态文明建设的“四个不均衡”

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矛盾、新时代、新思维来看,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在理论与实践、决策与落地、中央与地方、时代与创新等方面,存在"四个不均衡"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走出风险投资认识误区,正确定位政府管理职能

目前政府在推动风险投资中存在着两大认识误区 :一是将政府对风险投资的支持变成了政府对风险投资项目的直接包办。存在着以计划经济的方式推动风险投资的倾向。二是误认为建立了风险投资机构就等于建立了风险投资市场。风险投资决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融资方式 ,而是一个新兴的市场体系。必须从推进风险投资市场体系发育的高度 ,正确定位政府的角色。政府应该从完善法规、创造环境、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建立市场机制等方面推动风险投资事业的健康发展。     

建立动力内生型乡村环境治理机制

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既是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的重点任务,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2018年,中办、国办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明确提出要遵循村民主体、激发动力的基本原则,动员村民投身美丽家园建设,到2020年"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政府管理创新与流程再造

自从20世纪80年代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的改革不断从外围向核心进行.经过30年的改革,到今天为止,可以说市场经济的框架已经基本建立,但是,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市场化政府的改革正处在一个攻坚阶段.     

中国的城市化不能以终结乡村文明为代价

在西方式工业化、城市化的目标导控下,在政府主导运动式的城市化浪潮中,承载着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农村正在经历着被终结的命运。 、三种力量正在推动中国乡村文明的终结 （一）在文明形态上使乡村文明失去存在的时代理由在文明形态上判处乡村文明的死刑,使其失去存在的时代理由。不论是全覆盖的“拆村建区”的城市化,还是来自某些大城市市域内村庄社区化管理,以及在许多县正在的搞“拆村进城”农民被城市化;不论是主流学者所主张的五年内让农民工终结的城市化,还是各地政府正在编制的、雄心勃勃的城市化率成倍增长的城市化目标,在所有这些理论和行动的背后,     

对私家车的发展应建立怎样的管理思路

对待私家车的做法,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城市交通的管理问题,实际上碰到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将以什么样的观念和态度,如何评价和认识轿车对中国城市发展影响的问题,关系到我们在什么样的观念指导下管理和规划未来城市的问题。     

建立成本内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西方发达国家解决环境问题的“外部治理模式”有着很大的局限性 ,对处于发展中的中国更是一种成本巨大的选择。鉴于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 ,“成本内化”的发展模式应当是中国 2 1世纪的正确选择。     

农业工业化失灵与中国特色农业发展模式思考

面对国内外在推行农业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与我们的预期相悖的问题,需要重新反思以农业工业化为目标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从理论和实践研究,都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农业发展过度追求规模化,资本化与市场化带来的弊端,都需要重新认识传统工业化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失灵与危机。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从生态文明的高度,重新探索中国特色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则显得非常重要。     

强化中国经济主体意识谨防陷入引进依赖陷阱

在利用FDI方面出现了边际收益递减趋势,应当引起我们高度警惕和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的25年中,虽然我们招商引资的能力提高了,但自主创新的能力却受到抑制和削弱;中国经济总量增加了,但经济的自控制力和安全性降低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智力"发育不足.调整中国经济增长战略,强化中国经济主体意识是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打通利国利民绿色通道 降低宏观经济系统成本

今年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搞活农产品流通。特别是要支持鲜活农产品运销,在全国建立高效率的绿色通道,进一步改善农产品的流通环境,解决农产品进城难的问题。从央视报道的四川省的情况看,开通高效快捷的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已成为现在搞活农产品流通的当务之急。但是建设绿色通道会涉及交通部门、投资主体等多个利益主体,如果缺少相应的支撑体系,政府仅出于对弱势农民的保护,其单方面的决策可能会游离于法律的轨道之外。从更深层次来看,建立全国绿色通道引发的问题则是一个政府如何走出与民争利怪圈,降低中国宏观经济系统成本的问题。我们在此特约了几位专家和学者针对这个话题展开了讨论。——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