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抗争”与农村反哺资源的分配治理——基于秦巴山区T镇的田野研究

资源反哺背景下，扶贫资源的输入对农村基层治理既是有利条件又是新的挑战。农村社会在获得扶贫资源、摆脱贫困的同时，也出现了资源分配的新问题。从秦巴山区T镇扶贫实践过程来看，扶贫抗争已经成为当前农民抗争的重要形式。与传统的日常抵抗、依法抗争相比，扶贫抗争在动因上大多起因于相对不受益，在方式上具有低烈度不满的特征，在形态上表现为弥散性氛围。对于中国农村基层治理而言，需要完善农村社会的分配治理机制，做好资源反哺的“期待控制”、协调多重面向的“分配正义”、强化基层治理的“主动回应”，以此为基础提高农村分配治理能力，完善“资源反哺—资源分配—农民满意—治理有效”的逻辑链条。     

集体互助与妇女解放——北京地区街道托幼机构的兴起(1954-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大量妇女参与到社会劳动当中,实现婴幼儿照料的社会化,以平衡劳动妇女参加社会劳动与家务劳动之间的冲突,成为迫切的需要。受制于"高积累-低消费"的国家发展战略和中央财政的拮据,国家无法有效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因而倡导各单位自办幼儿园。在公立市政幼儿园、单位附属幼儿园之外,街道托幼机构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发展为一种婴幼儿照料社会化的重要方式。街道托幼机构的性质是一种集体福利事业,依托邻里互助的传统人情伦理,结合新培育的集体主义互助精神,由街道群众自办、自管、自用。文章试图呈现1954-1957年北京地区街道托幼机构的兴起及运行实践,分析其管理体制、建设原则及低成本运行的特征,从经济、政治、社会、个人角度分析其历史价值以及对当下的现实意义。     

我看威尼斯

作为苏州人，笔者从小就对意大利 的威尼斯心驰神往。上学时又读了莎翁的《威尼斯商人》陆续还看过一些介绍威尼斯的电视、图片，因此总想亲眼目睹这一世界著名的水城。 最近圆了这个梦。一个周末，起了个大早，搭上火车，直奔威尼斯。威尼斯位于意大利东北部，面临亚得里亚海，有“亚得里亚海之后”的美称。这里原来是亚得里亚海一个泻湖中的 １００多个小岛，由于战争，一些人逃至岛上避难，后来就定居了下来。他们建造船只，以利彼此间的往来，并在海滩上钉桩建屋，从陆地上运来砖石填海，建造码头。经年累月，小岛间的距离越来越小，甚…     

责任如何到人：地方政府中心工作落实中的“领导包干制”

作为组织层面的发包-承包关系在个体层面的制度延伸,地方政府中心工作落实中的“领导包干制”更加侧重组织和领导个体之间的发包-承包关系。通过区域包干、任务包干、对象包干等不同的包干方式,地方政府将中心工作的特定事项发包给党政机构内的领导干部以及部分普通干部,由其包干负责特定区域、特定政策、特定对象的工作落实过程,并承担相应的考核责任、获得相应的绩效奖励。有弹性的委托代理、有限度的注意力集中、跨条块的资源调配和多元化的晋升激励,是领导包干制得以维持运行的主要机制。相对于常规治理以及组织层面的发包-承包关系,领导包干制能够突破组织和领导个体之间的制度界限,克服科层组织责任不清的弊端,以责任到人的方式,推动中心工作的贯彻落实。     

生产—生活共同体与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帮扶——基于秦巴山区H县“138模式”的分析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共同构成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目标。在政策支持下，易地扶贫搬迁基本完成“搬得出”的阶段性任务，但就可持续发展而言，“稳得住”“能致富”更为重要。以陕南秦巴山区H县“138模式”为案例，本文将搬迁户的经济生产、社区生活整合进“生产—生活共同体”的框架内，总结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的微观机制。研究发现，党建引领提供了运行动力，组织再造提供了运行基础，协同治理构成了基本运行方式。以上述三项微观机制为基础，“138模式”能够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提供客观条件。生产—生活双重导向与安置社区内的空间聚敛，构成“138模式”不同于其他后续帮扶方式的重要特征。最后文章提出加大政策关注力度、构建“生产—生活共同体”、开展组织建设和鼓励协同参与等政策建议，以实现易地扶贫搬迁的长期目标。     

牵头部门何以牵头:地方政府中心工作下的权威再分配与政策执行

面对内容复杂且涉及多个部门的中心工作，地方政府大多会设置牵头部门负责具体的跨部门协同。在缺乏正式权威的情况下，与其他部门处于横向分工关系的牵头部门通过结构性权威再分配和过程性权威再分配，与其他部门建立起纵向准支配关系。前者包含组织策略、机制策略和个体策略等不同内容，后者嵌入到建设规划、目标拆解、过程管理、绩效考核的不同环节。上述政治性内容与狭义政策执行的行政性内容共同构成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复合结构”。这种政治与行政相混合的政策执行方式不同于政治-行政二分法下的单一线条思维，体现了中国地方政府在制度稳定性与运行灵活性方面的动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