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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上世纪70年代末“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英国作为行政改革的先行者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政府绩效管理与评价的经验,先后经历了从以最佳价值绩效指标为基础的“综合绩效评价”到后期以国家指标体系为基础的“综合区域评价”的模式变迁,而其地方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作为其评价的重要板块也在此框架下经历了不断的完善与重塑。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也在政府绩效管理改革中借鉴和吸收了不少国外先进经验,但根植于不同的行政文化与传统,此种学习与移植中的观念曲解、制度异构和行为偏移也使得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价探索呈现出迥异于英国的本土特征。相较于英国实践对于评价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平衡兼顾,我国评价探索的政府本位、目标导向和供给（过程）偏好则使得评价应然的平衡走向了对于工具理性的过度倚重,应需以价值理性实现再平衡,真正使得公共文化服务评价发挥应有的“工具-价值”双导效应。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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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上世纪70年代末"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英国作为行政改革的先行者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政府绩效管理与评价的经验,先后经历了从以最佳价值绩效指标为基础的"综合绩效评价"到后期以国家指标体系为基础的"综合区域评价"的模式变迁,而其地方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作为其评价的重要板块也在此框架下经历了不断的完善与重塑。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也在政府绩效管理改革中借鉴和吸收了不少国外先进经验,但根植于不同的行政文化与传统,此种学习与移植中的观念曲解、制度异构和行为偏移也使得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价探索呈现出迥异于英国的本土特征。相较于英国实践对于评价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平衡兼顾,我国评价探索的政府本位、目标导向和供给(过程)偏好则使得评价应然的平衡走向了对于工具理性的过度倚重,应需以价值理性实现再平衡,真正使得公共文化服务评价发挥应有的"工具-价值"双导效应。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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