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诈骗罪立法体系之重构

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金融诈骗罪的主要客体是金融秩序，但刑法典却将本类罪规定为结果犯、目的犯。这种构成形态与立法趣旨的悖反，源于人们对金融诈骗罪法益的模糊认识。金融诈骗罪属于诈骗罪的一种特殊形态，其主要客体应是公私财产权。我国刑法应当调整本类罪的体系，将其置于诈骗罪之下。     

农村“道赔”纠纷诉讼实务三题

“道赔”纠纷诉讼专业性较强,尤其是涉及赔偿数额较大的死亡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等项目的主张以及交强险的理赔等方面,除了基本的法律规定外,还有一些诉讼技巧值得广大农村居民关注。     

美国金融刑法中的scienler及对我国证券、期货犯罪立法的启示

根据翻译理论的忠实和通顺原则，scienter应当翻译为“欺诈的故意”。美国刑法中，scienter主要应用于证券期货领域，是认定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欺诈犯罪的必备要件之一。作为由判例法发展而来的scienter，其认定标准、适用范围等方面的规则，对我国证券期货犯罪立法的完善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金融欺诈犯罪概念之提倡

从概念外延来看,金融欺诈犯罪包括金融诈骗罪和虚假陈述型金融欺诈犯罪,这种界分肇端于古罗马法中的“诈欺”。从犯罪所侵害法益的属性来看,金融诈骗罪应当属于财产型犯罪;虚假陈述型金融欺诈犯罪应当属于破坏金融交易秩序的犯罪。从立法体系来看,我国金融诈骗罪应当借鉴《日本刑法典》的立法模式,规定在诈骗罪之下;虚假陈述型金融欺诈犯罪应当从《刑法》第三章第四节中分离出来,单独成立一节,名为“破坏金融交易秩序罪”。     

恢复性司法视角下的赔命价——以民间法为研究立场

历史上,赔命价曾经盛极一时却始终难以跳脱民间法的宿命;现实中,赔命价遭遇国家法的放逐甚至打压却生生不息。赔命价将向何处去？当下,关于介绍和引入恢复性司法的理论研究在我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恢复性司法,这种与赔命价在理念上和机制上都存在诸多暗合之处的司法模式,能否为我们解开赔命价命运的＂戈尔迪＂之结提供思路上的启发,为赔命价摆脱其尴尬现状提供契机？     

解读国际刑法的完整人格——读《国际刑法通论》(增补版)

国际刑法规范的“完整人格”关涉国际刑法的“完整人格”。《国际刑法通论》一书对国际刑法及国际刑法规范“完整人格”的论证,主要是以调整对象为基点、以战争犯罪为例证、以“个人不是国际法的主体”为逻辑前提进行的,其论证系统、生动。但其基点准确吗？例证贴切吗？逻辑前提必然成立吗？     

论构建独立的期货犯罪罪名体系

我国《刑法》对“直接性期货犯罪”罪名的设置,采取了与证券犯罪合并规定的方式,即在相应条文“证券”二字后面加上“期货”二字。学者大多批评这种做法,主张应将期货犯罪罪名从证券犯罪中分离出来。实际上,作为金融犯罪的两种特殊形态,二者在罪名上的“分”与“合”只是立法技术问题,构建独立的期货犯罪罪名体系才是问题的关键。     

被除名股东仍应承担抽逃出资期间的利息损失

股东未及时返还抽逃出资而被公司除名的,因不再负有出资义务,无需另行承担返还出资的责任。但是,股东抽逃出资期间占用公司资产给公司造成的利息损失业已实际发生,该后果并不随行为人的股东资格丧失而当然灭失,在公司未明示放弃权利的情况下,行为人应当对此利息损失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     

内幕信息犯罪主体身份之辨

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内幕信息犯罪属于纯正身份犯,但通过考察我国立法精神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刑法理论,发现通说值得商榷。从法解释学的角度,我国现行立法中的内幕信息犯罪应当解释为非身份犯;从立法论的角度,该罪应当规定为不纯正身份犯。     

保理欺诈犯罪的样态分析

根据是否以非法占有目的为要件，保理中的欺诈犯罪行为可以分为狭义保理欺诈和保理诈骗两类。从法解释学的角度，狭义保理欺诈应当认定为《刑法修正案（六）》第十条所规定之罪。根据非法占有目的产生时间的不同，保理诈骗应当分别认定为普通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