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法》将扫除慈善发展障碍

长期以来,我国的慈善法都处于缺位的状态,而代替它履行职能的是国务院颁布的三个条例。这三个条例的效力层级过低不说,而且颁布的时间也都有些年头了。     

慈善组织间接商业行为之法律规制——对《慈善法》之回应

慈善组织商业行为是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学界和现行法律仅关注了慈善组织自身开展的商业活动,并未涉及合作开展的商业行为以及间接商业行为。间接商业行为包括积极投资行为和消极投资行为。积极投资行为有可能危害市场正常秩序,因此应当对慈善组织和附属机构的这类行为制定相关管理规定予以规制。消极投资行为属于正常投资行为,法律应予以积极保护。     

社会管理创新视域下的社会资本破题——巫溪乐和家园引发的思考

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资本的培育和集聚应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逻辑起点。重庆市巫溪县的"乐和家园"建设,便是一种社会资本重塑的创新尝试。该模式在重塑社会管理体制、建构社会管理制度以及转变社会连接关系等方面发挥了较好的功能作用,为当地社会建设与改革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资本。乐和家园模式是对中国城镇化转型的一种破题,并能为未来社会福利经济体制建设提供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必要的社会资本储备。     

公共服务市场中的治理工具——以广州市购买服务为例

在公共服务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为规避市场机制的潜在风险,政府应运用不同于传统管理工具的治理工具。现有研究虽关涉新政策工具,却未能论及公共服务市场之治理工具,甚或社工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市场之治理工具。本文基于对广州市管理政府购买服务的研究,发现广州政府综合运用了经济工具、行政工具和法律工具三大类治理工具。这三大类治理工具共分为十四项,包括:资源支持、方向指引、行为监管和市场营造等内容。这套治理工具组合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在推动广州市社工组织发展的同时,也提升了广州市公共服务的效果。这是一套直接间接兼备、软硬并施、合作式、多样功能的复合式治理工具,保证其在实践运用中能有效契合公共服务市场化之情境,即立足于市场机制,发挥"宏观调控"之效用。而之所以广州市会选择这些政策工具,是基于其特殊的政策目标、政府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等几项因素。随着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转型不断深入推进,政府在治理公共服务市场时,应综合考虑自身情况,有效选择政策工具的组合。     

政府与官办慈善组织新型关系及其构建——以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工作学院为例

政府与官办慈善组织的关系是亲缘型关系,而政府与民办组织的关系则是业缘型关系。两者本质不同,方向相反。官办组织之上承载了很多政治职能,而这是民办组织所无法承载的。但是,随着官办慈善组织改革的不断推进,政府与官办慈善组织的关系将发生变化,可能导致官办组织所承载的特殊职能无法履践。这一状况阻碍了改革的推进。现有的研究仅关注政府如何接纳民办组织,或者政府如何增进官办组织之自主性,却未关注这一问题。基于对深圳市政府在处理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工作学院自主运营问题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观察,提出了政府与改革后的官办慈善组织是一种新型的关系。其既拥有业缘关系的形式要件,又具备亲缘关系的实质要件,故而应被称作"亲缘基础上的合作关系"。这一关系的上述特点决定了两个基本事实:(1)政府无需担心在改革后,官办组织会游逸于自身的管控之外,甚至演变成为自己的对立面;(2)学界所希望的官办组织之改革可能使其代表社会力量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市民社会之理想也无法安放于此项改革之中。同时提出,要维系此种关系,政府需从三个层面供给制度:宪法层面、原则层面和操作规则。宪法层面注重政治导向和功能方向;原则层面包含保持主导、减少干预和外部管控等,而操作规则则应根据原则层面之安排再行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