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普惠金融统筹城乡发展的效应测度——基于中部六省18县(市)的调查研究

基于中部六省18县(市)抽样调查数据,通过改进的普惠金融指数及城乡统筹度测算方法,对经济发展水平、农村普惠金融水平、城乡统筹度及三者之间关系进行了测算,揭示出如下结论: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城乡差距减小,但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发展、城乡统筹发展具有较显著的促进效应。因此,必须推进金融资源在城乡要素与公共资源中的平等交换和均衡配置,实施农村普惠金融制度的顶层设计,建立农村资金回流的内生机制以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我国国际投资地位评析——基于国际投资头寸的考察

我国国际投资总头寸及对外净资产增加与我国经济规模、人均收入、贸易开放度、经济冲击以及资本控制程度呈显著相关性,彰显了大国的国际投资地位,但这种国际投资地位的获得与我国经济失衡、宏观经济稳定性受到冲击以及对外资产负债的结构性风险互为因果。为此必须完善国际投资政策,改善国际投资结构,防范货币错配风险与资本流动风险。     

公共投资腐败:经济效应、制度探源与治理

公共投资腐败有加大公共投资的规模及复杂性、降低公共投资的生产效率而阻碍经济增长等经济效应,其制度根源在于源于“黄金规则”的资本支出偏好、政府投资预算缺陷及政府投资审批制缺陷。必须从改革政府投资预算管理制度、建立我国政府投资支出的控制管理制度、积极推行代建制以压缩权力寻租空间、建立出资人决策责任制和项目责任制、推行问责制等方面入手,预防与减少公共投资腐败。     

在失衡与均衡之间:破解宏观调控困局

内外经济失衡是新一轮宏观调控难度加大的终极原因。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表现为在“出口-投资”依赖型经济增长模式下的巨额顺差和大幅增长的外汇储备,内部失衡表现为在“高储蓄”、“高投资”与“低消费”的体制内循环下的产能过剩导致一定的通货紧缩压力。内外失衡使得多目标调控的冲突加剧,通胀与紧缩互现周期缩短,宏观调控“松紧两难”,诸方利益博弈愈演愈烈。破解宏观调控困局的长远措施是在经济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之间寻求次优解,强化财政政策调控的中心地位以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失衡问题。     

以数字普惠金融缓解我国农村相对贫困

<正>数字技术、互联网发展通过包容、效率和创新为贫困及弱势人口提供了发展机会。移动货币、金融科技服务等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将传统的金融服务延伸到低收入家庭和小微企业，推动了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下降。本文拟探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及其缓贫效应，为缓解我国农村相对贫困提供对策建议。一、金融科技大力发展增强了对“长尾”客群的普惠性金融科技属于技术与金融的融合创新，而创新往往是为了创造额外的市场需求。触动G20国家金融科技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传统金融部门服务对于绝对与相对贫困者、其他脆弱的低收入群体及小微企业等“长尾”客群（即大量相对于“头部”大客户而言的小客户群体）供给不足、覆盖率低、普惠性不够。这些痛点问题一定程度上倒逼了金融科技在世界各国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