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塞拜疆与以色列“战略合作关系”评析

近年来,阿塞拜疆与以色列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均获得长足的发展,双边关系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两国高层互访频繁,政治交往密切,经贸关系发展迅速,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日益紧密。究其原因,这很大程度上在于两国在政治上的相互倚重和经济上的彼此需要。阿以"战略合作关系"的发展凸显了文明冲突的悖论,阿塞拜疆的特殊身份使其未来可以充当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和谈的某种桥梁,两国关系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会对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一定冲击。不过,长远来看,以色列的"外围战略"和阿塞拜疆的"平衡外交"导致两国间的这种"战略合作关系"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变数和有限性。     

认同视角下的土耳其对外政策

国家行为由国家利益决定,国家利益源于国家认同。土耳其持有突厥、伊斯兰、西方和外来者等多重身份认同并推崇西方价值观,这些身份认同和观念对土耳其对外政策均发挥不同程度的影响,但西方文明成员和欧洲国家是土耳其的核心身份,整体上决定着土耳其以西方为导向的对外政策,尽管这些身份发生冲突时,国家利益偏好和对外政策导向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中国与中东"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与中东"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11月16～18日在西北大学举行.来自外交部、新华社、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防大学、西北大学、云南大学、厦门大学、河南大学、郑州大学、西南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山西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陕西教育学院、西安外国语大学的专家学者与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原外交部亚非司司长、中国前驻埃及大使安惠侯、现任中东问题特使、前驻伊拉克大使孙必干和前任中东问题特使、前驻约旦等国大使王世杰三位老大使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中东地区的热点问题.专家学者们经过热烈讨论,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现将与会者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中东国家领土与边界纠纷的安全视角分析(下)——非传统安全因素

从非传统安全视角看,中东领土边界争端与资源安全、经济安全,以及恐怖主义等因素休戚相关.中东重要的石油和水资源的来源地或储藏地通常位于有争议的边界地区或近海经济区内,从而导致中东地区的资源冲突和经济要道争夺往往与边界领土争端相互交织.恐怖主义不仅激化了中东国家间的仇恨,造成边界领土争端进一步复杂化与国际化,而且常常阻断边界领土争端和平解决的进程.从安全视角讲,解决中东国家领土与边界纠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转变国家安全观念与确立有效的地区安全机制.     

伊拉克外交政策中的认同因素探析

认同是国家利益的来源,从两个途径制约着国家的外交政策。以阿拉伯认同对伊拉克外交政策塑造为主线,伊拉克外交可以分为前萨达姆时期、萨达姆时期与后萨达姆时期三个阶段,在此三个阶段中,库尔德民族认同、伊斯兰宗教认同、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宗派认同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力也同时存在。伊拉克国家认同缺失正是其外交政策导向多变的原因,重新构建强大的国家认同,在国家认同指导下展开自主的外交交往,是伊拉克消除内乱、提高国际信用度的可取出路。     

中东国家边界领土纠纷的民族主义诠释

民族主义是影响中东国家边界领土纠纷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国内层面讲,民族分离主义往往会诱发相关国家间的边界领土争端.从国家层面讲,边界领土问题与中东民族主义自身的发育情况、民族主义的政治和经济诉求,以及民族主义思想与传统观念的格格不入等因素密切相关.从超国家层面讲,泛民族主义不仅容易导致国内族际冲突的外溢,而且容易引发与现存主权国家体系的冲突,由此产生边界领土纷争.     

试析沙特的泛伊斯兰主义外交政策

沙特的泛伊斯兰主义外交政策形成于费萨尔时期,并在之后历届政府的外交政策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延伸和发展。大量的石油美元、深厚的宗教底蕴和固有的伊斯兰认同为泛伊斯兰主义外交政策的推行提供了巨大可能性。沙特努力寻求民族国家身份与伊斯兰身份二者之间的平衡,在较大程度上有效维护和实现了沙特的国家利益。     

以色列的外交策略

以色列的国家发展史证明,以色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功的外交,而外交的成功又大大受益于以色列的外交策略。它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审时度势、灵活多变和有所侧重的外交政策;重视影响国家外交政策的国内和国际两个系统层次,成功实现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以军事作为外交的先导,充分发挥军事外交优势,且靠其促进整体外交。     

索马里民族国家重构的困境与出路

1991年以来,索马里一直处于族群纷争、军闽混战的混乱状态,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出现严重倒退,国家陷入了内乱不已的困境.民族国家认同感模糊、殖民后遗症效应凸显是造成其困境的内因,而国际干预的失效与不足、大国干预的缺位和错位、周边国家力量的卷入等因素是其陷入困境的外因.索马里民族国家的重构是一项需要多边参与的系统工程,要推进索马里民族国家的重构,实现民族和解、恢复国内和平是基本前提,国际社会的合理干预是必要条件,而周边国家和伊加特组织的积极介入也是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