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军等诈骗、窝藏、诽谤案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各方对被告人利用建行证券部工作人员的身份，以建行内部有存款利息高或有任务要拉存款为名，采取出具作废的证券代保管凭证并加盖业务公章当存单的方法，吸收他人巨额钱财没有归还的行为如何定性以及诽谤一节能否由检察机关公诉等问题有分歧意见。本文围绕具体争议问题进行法理评析。     

司法裁判中的事实问题——以法律心理学为视角的考察

不管是二元方法论还是一元应用法律观都承认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相对独立性,事实的认定由此成为法官裁判的逻辑起点。但长期以来,法学理论界"重法律、轻事实",对司法裁判中的事实问题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而要想了解究竟有哪些因素参与了案件事实的形     

指导性案例的效力问题探讨

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是我国司法机关在既有的制度框架和司法体制基础上所进行的一项制度性创新。但至今，对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定位却缺乏统一认识，更缺乏保障其落实的措施。基于指导性案例所具有的“指导”性质、实现公平正义促进司法和谐的特殊功能与价值目标。以及上下级法院之间法定的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等理由，应当赋予指导性案例以参照的效力。这不仅不会构成对成文法国家法律体系的颠覆与推翻。反而能够使法律对现实的社会生活形成有效回应。而保证指导性案例的参照效力，则须从在裁判文书中引用指导性案例、规范指导性案例的发布等环节入手。     

在景点捞取游客所抛硬币定性分析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向阳,男,20岁,汉族,农民. 被告人张生欢,男,19岁,汉族,农民.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李向阳、张生欢犯盗窃罪,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西湖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无人售票公交车司机偷配钥匙占有票款定性分析

一、基本案情被告人李某、张某案发前均系A市公交总公司的无人售票公交车驾驶员,因经济拮据而共谋窃取票款。2002年8月12日,李某在公司里按事先分工,趁保管票箱钥匙的杨某将衣服挂在办公室内而暂时外出之机,偷配了由张某负责驾驶的19路公交车投币箱钥匙。2002年8月至2003年6月间,两被告人在张某驾车营运过程中,多次采用偷配的钥匙开箱,占有箱内票款共计人民币2万余元,赃款被平分。二、主要争议审理过程中,各方对本案应如何定性,分歧较大,主要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两被告人非法占有的财物系公交车投币箱内的、尚未进入收箱工作程序的…     

量刑应当具有独立的专门程序

近年来,刑事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部门对如何避免量刑不公以及增强量刑结果的公众认同感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从内容看,大多数都是从制定量刑基准、量刑指南(量刑规则、量刑手册)、运用“电脑量刑”、改进量刑方法等实体法的角度加以探索,较少从量刑程序角度进行探讨。实践证明,这种“实体措施”式量刑改革或许可以减少法官的恣意,增强被告人对自己结果的可预测性,但仍然无法体现人权保障的真正内涵,充分彰显量刑的正义。这也是美国为何有了被许多国家争相模仿的《量刑指南》,可还是少不了量刑听证、量刑调查等程序的原因之一。由于我国对…     

吴联大合同诈骗案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罪与非罪，涉及如何区分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这一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老大难问题。要区分两者的关键在于判定行为入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本文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方法、要素等问题作了探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案情论证了一二审裁判的正确性。     

飞车强抢致人死亡的死刑裁量

【裁判要旨】一、行为人驾驶摩托车强行夺取他人财物并造成他人死亡的,构成抢劫罪。二、本案被告人在抢夺作案中不计后果,造成被害人死亡,罪行严重。但本案与使用凶器直接作用于人身实施暴力抢劫、故意致被害人死亡等抢劫案件有所区别,根据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作案手段等具体情节,依法可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理性地对待刑事二审改判——对现行错案追究制的反思

普遍施行的错案追究制将刑事二审改判一律作错案对待，值得质疑。该做法假设判决存在唯一正确答案和上级法院判决即为正确判决，具有非科学性；从事实认定、法律发现与解释、司法政策理解与运用、法官的不同个性与集体审判制度的异化等方面考察，判决具有不确定性；错案追究制的实际运行状况表明．该制度不但无助于加强法官的责任心，反而出现破坏审判独立，造成审判分离、轻纵犯罪以及上下级关系紧张和庸俗化等负面影响．使上诉失去意义。改判是上诉的必然产物和二审独立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正常表现．并非对一审的全盘否定。建议消除对改判现象的误解，并引入法官过错责任原则．重新定义错案，建立科学有效的错案追究制。     

利用漏洞恶意使用电话卡造成损失如何定性与处罚

近年来,我国信息产业发展非常迅猛,电信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此同时,由于多方面原因,不法分子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利用电信产业发展过程中计算机技术上的缺陷和管理工作中存在的漏洞,通过各种手段非法获取电信服务、牟取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各类与电信服务相关的犯罪日趋严重。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律规定的不明确和案件的多样性,对此类犯罪的正确认定与处罚带来一定困难。本文试从司法实践中遇到的个案切入,对有关问题加以学理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