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规范视角下的党内法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应当是包括了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在内的法治规范。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不可能纯粹地建构于国家法律之上。从法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法的定义和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法的外在表现形式不应成为判断的绝对依据和标准,而应当结合法作为一种调整和指引人们行为的规范这一本质特征进行理解。党内法规具有明显的政党属性,党内法规在制定过程中具有程序性,党内法规在外在形式上具有特定性。广义的法治是规则之治,服从规则并非意味着只服从国家法律,还要遵循各种符合宪法规范与法治精神的其他法治规范。全面依法治国的实现有赖于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优势互补,形成法治合力。     

全周期视角下政务服务的新突破——基于宁波市江北区“一件事”改革的分析

政务服务是多要素组合的复杂系统,强化各要素的有机链接成为当前改革的重要动向之一。宁波市江北区“一件事”改革引入全周期管理理念,通过即时感知需求、厘定事项边界和权责清单、建立业务协同机制等举措,将跨部门、跨层级的“多项事”整合为市民、企业视角的“一件事”,推进政务需求整合和要素联动,极大地促成了政务服务的集成高效办理。案例表明,“一件事”改革推动了政务服务从技术主导到生命需求指引、从服务结果管理到全过程闭环管理的导向转换和资源整合,由此实现了政务服务全周期管理,是政务服务领域的新突破,也成为“放管服”改革背景下的重要创新经验。     

监察管辖解释问题研究

监察程序与刑事程序衔接的研究面临相关条文的理解问题.监察法解释分为形式层面和实质层面.监察法的解释形式层面必须在本体上假设监察法及相关的刑事诉讼法等规范本身的正当性为前提.监察法解释的实质层面主要是在符合立法目的、平衡权利义务的前提下进行的解释;监察法的解释应当遵循"监察优先"原则,监察机关对司法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冷思考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是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重要部分,但社会调查报告所具有的量刑证据意义和刑罚个别化的预期功效并未得到充分实现.法律规范和司法实践的考察表明,调查方式主观性和调查方法的不科学导致大部分社会调查报告流于形式.借助于过程分析的方法,着眼于社会调查报告的制作主体和制作过程,发现刑事法律知识的缺乏已经成为社会调查报告的制度性缺陷,导致社会调查人员难以准确评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千人一面"的社会调查报告.因此,社会调查报告应当由具备相关知识的人员,运用科学的评估体系,在主观经验和量化数据结合的基础上制作.     

毒品犯罪案件调研报告

毒品犯罪案件是各个地区较为多发的一类刑事案件,以深圳市某区为例,本文运用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通过司法统计、调阅案卷及走访座谈等形式,对毒品犯罪情况进行调研,归纳了毒品犯罪的特点及发展趋势,总结近年来打击毒品犯罪案件的经验和不足,以期为进一步打击毒品犯罪的司法工作提供参考。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新刑诉法确立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但过于原则化的规定使该制度的理解和运用存在诸多问题，相关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也未能发挥进一步细化的作用。应当在现行法律规定的制度范围内，对社会调查制度的具体措施的相关规定进行解释，明确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社会调查主体，以及社会调查人员的选任等问题。     

论监察程序中的初步核实

2018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创设了监察程序这一制度.由于当前对监察程序的研究缺乏宏观的理论视野,监察程序的实践也有待深入,学术界和实务界对监察程序中初步核实的效力问题、证据能力问题仍未达成共识.初步核实在部分案件立案前具有了准备性意义,但在监察程序中并不是立案的必备程序.初步核实和立案后取得的证据材料都具有相同的证据能...     

反腐败中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证明标准研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国际追赃的重要性愈发显现,但域外刑事司法协助仍存在困难,对国内司法裁判多有质疑。作为国际追赃的重要法律依据,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的证明标准亟待完善。立足于证明责任的基本框架,在遵循法解释和诉讼法理的立场上,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标准不宜采用"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应当针对检察机关的说服责任和提出证据的责任分别设置"清楚和有说服力"、"表面上成立"的证明标准;主张所有权的利害关系人也应当适用"表明上成立"的证明标准。     

试论刑事简易程序中的被告人权利保障——基于被告人自愿性视角

刑事简易程序正当性的法理基础是被告人对程序适用的自愿性，为此，简易程序中的一些诉讼权利对保障被告人的自愿选择十分关键。我国新刑诉法中虽然规定了刑事简易程序，但侧重点在于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权力，对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力度不够，需要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