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刑罚化改革的否证性分析

非刑罚化 ,是现代西方国家在推行刑罚制度改革中表现出的较一致的发展趋势。但是我国的刑罚改革不应简单照搬此模式。原因在于非刑罚化理论本身还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 ,而且从现实效果来看 ,该模式至今并未得到成功的证实。至少在目前 ,甚或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非刑罚化的犯罪反应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刑法中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的初步考察

与学派之争无关的主客观争议,有必要从刑法中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中予以剥离。刑法中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其意义可分为两个维度。第一维度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涉及刑罚对象的争论,即刑罚的对象究竟是对法益的侵害还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第二维度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乃是在不法论意义上而言,即不法的成立是根据行为的客观面或是行为人的主观意思进行判断。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在我国刑法学中尚未真正展开,双方的论争缺乏针对性,且在概念的指涉与运用上充满混乱。就我国刑法的立场问题而言,有必要根据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的不同维度进行立场选择。在第一维度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中,应采客观主义;在第二维度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中,应采受客观主义严格约束的主观论,即一种以法益侵害为基础的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     

香港特区行政主导体制的困境与出路——建立管治者同盟的可行性与路径分析

香港回归后,特区行政主导体制运行并不顺畅,原因是制衡机关的制衡过重而配合不足、特区政治民主化的要求日益强烈、行政长官未能建立起强势领导等。建立管治者同盟,是完善行政主导体制的路径之一,从基本法框架下的可操作空间、香港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环境以及行政长官的权力配置三方面来审视,都具备建立管治者同盟的可行性。建立管治者同盟的路径,包括改革行政会议制度、完善主要官员问责制、发展政党政治、增强行政长官的政治认受性等。     

恢复性司法：刑事司法理念的重构性转折

恢复性司法是一个具有整合意义的概念,它将现代刑法改革中的一切理念和主张进行了最深层次的整理。对未来刑法制度和刑事司法运作的方向、功能与模式具有重要的重构意义。     

从运动到法治：“严打”刑事政策的理性趋势

“严打”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刑事政策 ,在打击刑事犯罪 ,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保障社会安定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该政策从确立到成型再到发展至今 ,经历了我国刑事法律制度从不健全到基本健全的过程。因此 ,在该政策的形成与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与现代法治理念不相适应的问题 ,集中表现为“运动”模式的色彩过浓。但该政策的生命力是不应否认的 ,应当有所作为的是 ,将“严打”从“运动”引向“法治”轨道。     

罪责的社会化与规范责任论的重构——期待可能性理论命运之反思

当前期待可能性理论研究中的认识误区在于,将期待可能性等同于规范责任论本身.罪责概念并没有固定的连续意义,随着刑法任务观的调整,它经历了重要的意义裂变.罪责的客观化与社会化意味着责任基础的改变,最终引起规范责任论的重构.期待可能性的命运不仅折射出罪责领域所经历的变革,也折射出刑法的整个基本运作框架发生重大转型的事实.     

罪责的客观化与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命运

当代刑法对风险控制与危害预防的强调,使得罪责概念的内容经历了重大的变化。随着对行为人的控制能力的强调,以选择自由为基础的传统规范责任论被废弃。期待可能性被从责任论中剥离出来,其重要性也日益呈下降的趋势。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当代所遭遇的命运,折射出刑法任务观的重新定位对刑法体系中具体制度与理论的重大影响。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立法保护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得到越来越大的重视,拟就内涵、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予以分析,希望能够为我国民间文学艺术相关制度的出台有所裨益。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党的执政方式改革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够优化党执政的基础和条件;构建和谐社会关键在于改革党的执政方式。改革党的执政方式的立足点在于,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论行政处罚中的实体从旧兼从轻原则

《行政处罚法》的实施应注重对相对人权利的保护,从旧兼从轻原则无疑是行政处罚实体问题上最合理的溯及力原则。虽然最高法的《纪要》对该原则的适用进行了肯定,但《纪要》的法律效力不足,加之缺乏明确具体的统一规定,在新旧法律适用问题上过度依赖个法的事后解释,使行政处罚中实体从旧兼从轻原则的适用遭遇困境,故亟需对其适用范围等争议进行厘清,在《行政处罚法》总则中对其适用范围做出具体规定,并在各单行法的过渡条款中进行精细设置,以保证该原则在行政处罚领域适用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