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美制度分析为基础论中国公司资本制度模式选择

美国为授权资本制的典型国家,中国实行法定资本制有其特殊的背景。以中美制度分析为基础看公司资本制度模式选择,中国应采取折衷授权资本制。     

山西票号错失变迁机遇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19世纪末20世纪初,辉煌一时的山西票号在向现代银行过渡中曾出现过两次机遇,但都没能把握住。文章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就票号错失变迁机遇进行了分析,指出其根源在于:第一次合组银行失败———初级行动团体的缺失。由于其内部制度导致了决策层创新能力的逐步弱化,阻滞了初级行动团体的形成;第二次合组银行失败———次级行动团体缺失。由于组织内部各利益主体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导致合组计划付之东流。     

虚拟世界及其对人类思维方式的影响

当代人类在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上,第一次为自身的现实生活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即虚拟世界。虚拟世界与物质世界、精神世界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虚拟世界的出现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如为人类提供了新的中介系统等。虚拟世界在引起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变化的同时,也要求人类的思维方式发生与之相应的变化。其中包括承认并接受客观实在的多样性,以及具体的客观实在形式与主体实践活动的相关性;必须从整体上思考问题;自觉地把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理性与感性统一起来;要创造性地进行思考等。     

中法两国国情的相似性及其启示

中法两国在地理条件、历史演进、政治形态、经济社会问题、文化特征、民族性格、外交政策和国际地位等多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两国国情诸多相似之处,一方面包含着有利于国家发展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某些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和问题。中法国情比较,使我们更加客观地审视我国自身的优劣因素,特别是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对策。     

论不发达地区增长极的培植

不发达地区培植工业增长极是价值规律的内在要求,是调整经济布局,合理配置资源的客观需要,增长极是创新的基地,更是发展本地经济的立足之本。培植增长极要以经济规律为依据,找准增长极的空间生长点,狠抓基础设施建设,打出一批名优产品,建立对外开放的经济技术联系,以“外极”带动“内极”。     

柔嫩艾美球虫杨凌株表面抗原SAG10基因的克隆与原核表达

从柔嫩艾美球虫第二代裂殖子总RNA中扩增EtSAG10基因,与pGEM-T Easy载体连接后转化大肠杆菌(E.coli)DH5α,筛选阳性克隆,扩增不含N端信号肽的编码序列,分别插入表达载体pET-32a( )和pMAL-c2X,转化至E.coliRosetta,以IPTG诱导表达。结果表明,pET-32a( )-EtSAG10在E.coliRosetta中的表达产物约占菌体总蛋白的43%,融合蛋白分子质量约为47 ku,以包涵体形式存在;而pMAL-c2X-EtSAG10在E.coliRosetta中表达的重组蛋白为可溶性,表达产物约占菌体总蛋白的35%,融合蛋白分子质量约为69 ku。以表达的可溶性EtSAG10重组蛋白100μg/只肌肉注射免疫雏鸡,攻虫后以盲肠病变计分、盲肠卵囊数(OPG)、相对增重率和抗球虫指数(ACI)评价,免疫组相对盲肠卵囊产量为47.7%,抗球虫指数由86.79提高至152.13。提示,重组表达的EtSAG10可诱导雏鸡产生一定的抗球虫免疫保护。     

关于完善国有企业腐败治理对策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腐败高发频发态势未得到有效遏制，国有企业腐败已成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继续发展的重大障碍，为此，既要完善国企权力的制衡机制，消除国企中的绝对权力，减少国有企业腐败发生的机会，又要零容忍惩治国有企业腐败，使国有企业腐败高发频发态势在有效预防与严厉惩治的良性互动中得到有效遏制。     

基于超系统论的城乡空间协同发展模式

超系统论是20世纪90年代建立在协同论和超循环论基础上的系统论[1].它将"环境容量有限性所导致的系统发展与稳定之不相容,进而表现为发展之不可持续"作为最重要的问题,其核心思想是"协调发展"与"良性循环",即超出各单个系统,通过超循环,与其他系统互利合作、协同进化,耦合成某种更高层次上的"超系统",从而在该超系统的进化中,寻求作为其组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法理学视野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定位是司法改革中的重要问题。作者从法理学的角度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了较全面的探讨。文章首先分析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内涵 ,基于此 ,作者接着从哲学、法学和实践的角度对法官自由裁量权进行了考察 ,并对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根基进行了分析 ,最后就如何缓解法官自由裁量权中个性化的涉入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城镇化进程中的民营经济：贡献、冲突与调节——以扬州市为例

中国城镇化是有特色的城镇化,其发展需要有农村民营经济的支撑.20多年的民营经济的发展,在给中国的城镇化提供巨大绩效的同时,也受到来自农村城镇及其自身发展的制约.对民营经济行为的孤立研究,不会有助于推进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唯有建立农村民营经济与城镇化的互动共进机制,这才是解决问题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