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灵工的内卷化困境及其逻辑

本文以"内卷化"概念为理论视角,指出数字灵工在进行知识性、文化性的创意劳动时,能够提高工作激情和成就感,但面对平台注意力经济的不可预测性和平台规制时,他们陷入了一个高度内卷化的工作状态:"自我锁定""失活创意""路径依赖"。具体来说,数字灵工在平台资本裹挟和量化规制下,逐渐固化了创作内容类型,并展开了故步自封的逐量创作。从结果来看,数字灵工看似实现了自由和自雇,但个体化的职业形式导致后期发展动力不足,陷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状态中,难以产生对个人更大回报的增长模式。研究依托平台创作群体,重新阐释和理解内卷化概念,有利于我们拓展内卷化在劳动领域的解释力,同时揭示灵活就业的数字灵工平台劳动的困境及深层逻辑,尝试探究可能突破内卷困境的路径。     

行动者“漏斗效应”:党内法规执行问题的解释框架

党内法规能否执行到位,关系到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部署,关系到良好政治生态的形成和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等重要议题。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党内法规的有效执行,本研究选择《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在T省的执行案例作为研究对象,遵循扎根理论的研究逻辑,直接从经验材料入手,不断归纳、对比和提炼,提出"行动者‘漏斗效应’"的解释框架。党内法规执行的行动者受认知共同体、制度协同性、激励与约束与行动者知识的因素制约,呈现层层失守的执行损耗。     

法治视阈下基层社会矛盾的多元善治

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遭遇社会转型期,历史积累的问题与改革发展的问题交织,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不断涌现,尤在基层社会凸显。从根源上看,基层社会矛盾仍属人民内部矛盾,多为民众的利益诉求而非政治诉求。重构基层社会矛盾治理路径,规制各方行为,维护好群众合理合法权益,是为基层社会矛盾治理之首要任务。新形势下,应以法治思维为指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依归,培育社会组织,强化社会组织和基层部门行为以及完善基层社会自治的法治规制,从而构建多元解纷的法治机制,达成涵摄“多元、共享、参与、合作、宽容”等包容性治理元素的基层社会矛盾多元善治,从而化解社会风险,维护公正、安宁、和谐的社会秩序。     

贵州黔东南苗族聚落仪式与公共空间研究

位于黔东南山地地区的苗族聚落因其特殊的地貌形态和文化渊源,形成了各类与平原聚落不同的、极具特色的公共空间。论文通过文献研究与实地走访调查,总结黔东南苗族聚落中的公共空间类型与特色,并探究其由内在的文化联系而形成的序列结构。黔东南苗族聚落的公共空间可分为生产空间、交通空间和仪式空间三类,其中仪式空间最具特色。黔东南苗族聚落的公共空间布局灵活自由,形态因地制宜;各类公共空间为鼓藏节、招龙节等重要仪式活动提供场所,作为历史的象征连通古今;模拟历史演变的仪式活动串联起各类公共空间,形成连通村落内外、村落之间的公共空间序列,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构建起到积极作用。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立法模式与制度创新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实践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举措,已经取得了较明显的效果。但目前囿于立法层次较低,且各地规范不一,极大地阻碍了这一新生事物的进一步成长。因此我们应在统一立法和系统全面立法的基础上,尽快制定一部法律或行政法规系统规范该制度。同时加强诸如表明身份制度、说明理由制度、阅卷制度、时效制度、格式化制度、职能分离制度、案卷排他性制度等研究,以丰富和完善该处罚权的实践。     

文化建设的法治之路

和谐社会的文化建设过程,必然是法治之路,需要法的理性之治。法的理性之治,是民主政治国家的最高追求。文化建设的理性与法治的理性具有同一性。在现时期,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推进“法治浙江”建设,必须树立法治理性的观念,运用富于理性又切合国情省情的法治手段,推动文化建设切实走上法治之路。     

冷战时期台湾与苏联秘密交往始末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两党关系恶化。1968年起,中苏边境紧张气氛增加,冲突规模明显增大。“文革”爆发后,台湾当局认为是反攻大陆的“天赐良机”。但是美国对此避而不谈,还有意冷落台湾当局。台湾当局企图寻求新的盟友,苏联也希望借台湾来牵制大陆。在这种背景下,台湾与苏联开始了秘密接触。投石问路1968年10月11日,在东京的一个俱乐部里,名叫维克托·路易斯的英国《伦敦晚报》记者,见到了台湾驻日本“大使馆”新闻参赞卢为,要求访问台湾。但是路易斯持的是苏联护照,卢为鉴于其身份敏感,不敢做主,报告了台湾“驻日大使”陈之迈。陈之迈指示卢…     

论法人的侵权行为

法人与自然人一样 ,具有侵权行为能力。但法人的侵权行为是指法人以自己的行为致人损害 ,其法律要件与法人就他人 (法人成员 )的致害行为所承担的民事责任有所不同。法人侵权行为的成立 ,须具备以下条件 :须为法人的代表机关 (代表人 )或其他有代表权的人之行为 ;须为因执行职务而致人损害 ;须执行职务之加害行为构成侵权责任的条件。法人对其代表人执行职务的致害行为 ,应对受害人单独承担全部责任 ,然后得根据法人章程或者公司法有关规定 ,对有过错的代表人进行追偿或者处罚。     

对李汉俊脱党与被开除党籍的历史考察的辨正

苗体君、窦春芳的《李汉俊脱党与被开除党籍的历史考察》由于将关键档案资料漏掉,以致所谓历史考察失实。本文根据第一手资料,厘清李汉俊脱党以及被党除名的基本情况。李汉俊入党后,反对无条件接受第三国际津贴及命令。在1920年年底代理中共早期组织书记时,发现工会领导人和青年团有腐败行为,主张将其解散而遭到谴责。在中共一大上提出了党员可以做官和参加国会,但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党可以和其他党派合作,以反对共同的敌人,以及在建立工会等三个问题上,受到了批评。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后,他在北京避难时,曾在外交部做事,为此受到党的通告处分,有鉴这些,他于是年5月5日,写信给党中央脱离了党。1924年党正式将他除名。本文还澄清了对李汉俊一些不实的指责。     

我国物权立法中规定集体所有权的思考

正在讨论中的《物权法》(草案)对集体所有权作了规定,奠定了集体所有权立法的基础,但其距离集体财产关系的法律调整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各个条文自身仍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在《物权法》中应对集体所有权作一般原则规定,集体所有的具体制度应由专门法律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