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城市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探讨

目前我国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期和迅速发展的特殊时期,公共安全形势日益严峻,我国城市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已十分紧迫。城市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应根据城市建设自身特点相适应。提出了建立有效应急管理体系的对策和措施。     

从“人可非人”到“非人可人”:民事主体制度与理念的历史变迁——对法律“人”的一种解析

从“自然人的完满”、“团体的人化”、“自然人生命的延展”、“类存在的扩充”等方面论证了民事主体制度和理念正经历了一个从“人可非人”到“非人可人”的发展历程 ,并指出了此过程背后的原因。     

血浆中芬太尼的检测

本文概括阐述了近10年国内外检测血浆中芬太尼的基本情况。对各种检测方法及分离净化过程中应用的各种萃取方法进行了对比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药物动力学研究及公安司法工作对检测血浆中芬太尼的新要求。     

掀开法律的男权主义面纱——对中国当代性犯罪立法的文化解读与批判

我国当代的性犯罪立法中还残留着许多男权主义的印记,具体表现为:受男主女从的文化影响,把强奸罪的实行主体限定为男子,受害人限定为女子;受生殖文化的影响,将强奸中性交的概念定义为男女生殖器的媾合;由于将强奸视为对男人权利的侵犯,因而对其引起的纠纷由国家垄断处理权.现行立法与社会现实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因此,立足中国现实,借鉴西方经验,改革我国现行的性犯罪立法是当务之急.     

论司法权运行的民主性——以自组织理论为分析工具

自组织理论作为研究自然界复杂性现象和事物的方法和工具，也应该适用于广义自然界下的人类社会这一复杂系统。比较可以发现，作为人类社会子系统的司法权运行系统，存在开放性、两造的非平衡性结构、证据裁判及非线性攻防特征，这与自组织的四个基本条件是吻合的，或者说司法权运行系统具有自组织性。同时，司法权运行中所必备的整体性视野、非决定论思想和不可逆理念也与自组织理论的哲学特性契合。司法民主是司法权运行系统的自组织性体现。以自组织理论分析司法权的运行，可以避免比较法、逻辑理性等法学视域的狭隘，为司法民主寻找更为客观的社会学和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根据。     

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兴衰的原因和改革设想

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自确立后,经历了曲折的历程。除了在个别时期由于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民主高涨,使陪审制度得到较好实施以外,在绝大部分时间里由于"极左"路线、政治和司法集权以及制度设计上的原因,陪审制度或者被弃之不用,或者其实施仅流于形式。2005年新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本身仍存在很多问题,原因在于该制度对陪审员的职责定位不准,仍把陪审员定位于法官的参谋和助手,没有将陪审员的职责定位于对职业法官的监督制约,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将保护民众的权利作为立法目的。在民众权利日益受到公权力和个别职业法官侵犯和威胁的今天,陪审制度应把保护民众的权利作为其立法目的,以民主和权力制约作为制度设计的理念,这符合时代要求和民众的愿望,这样才能使该制度免于重蹈覆辙。     

新常态下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经济哲学探究

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经济新常态表明,在产能过剩、物质需要有可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应当把文化需要的满足、把精神生产提到重要位置.在这一方面,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和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中国应当在吸收国内外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文化发展战略.     

民情:美国陪审制度存在的基础和土壤——对提高我国人民陪审制度运行效果的一个有益的启示

民情是美国陪审制度存在的根基。当这种民情融入美国的文化和传统之中的时候,它就可以有效地消解对陪审制度的各种挑战和质疑,甚至在陪审制度有碍于效率或有悖于公正的时候也能让美国人对其恪守不弃。从美国的经验观之,在推进"和谐司法"、"人民司法"的今天,虽然移植西方制度固然重要,但培育和改造我们的民情则更是必不可少。     

从中国近现代史的四个关键问题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鸦片战争代表着"中国"历史的中断,鸦片战争后"天下"为"世界"所取代,"中国"史融入了"世界"史。从这一语境中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意义,我们提出和回答四个关键问题:中国近代是谁的"近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什么性质的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是哪种意义上的"科学"。从这里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构成了中国融入"世界"的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     

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动力机制刍议

中国已经进入过剩经济时代.与此相应,需要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物质需要的满足使潜在的政治需要、文化需要、社会需要、生态需要凸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因为生产的发展已经能够满足“物质”需要,而使“文化”需要问题凸显.“两个文明”语境中的“文化需要”实际上包括了“五位一体”中的政治需要、文化需要、社会需要和生态需要,它是一种“人文化成”意义上的“文化”需要.需要结构的这种转变对中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转型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其中,文化的产业化不仅将推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而且为社会结构的转型、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