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维和人员性犯罪的刑事管辖障碍与改进建议

联合国维和人员性犯罪问题严重侵犯东道国受害者的人权并使联合国声誉受到重创。各管辖主体在对犯罪嫌疑人实际行使刑事管辖权时,存在诸多障碍:维和人员在东道国享有豁免;各国刑法在域外适用上的规定不同和派遣国主观上不愿对本国维和人员性犯罪行使管辖权;维和人员性犯罪难以被认定构成国际罪行;混合法庭须经东道国同意才能成立;维和人员性犯罪是否构成《罗马规约》中规定的国际罪行和受《罗马规约》约束的国家有限。改进建议包括:多方管辖权相互补充;成立对性剥削和性虐待作出快速反应的小组;起草《联合国官员和特派专家刑事责任公约草案》;联合国在东道国设立混合法庭;派遣国在东道国进行实地军事审判等。     

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决定抗"疫"之效

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最根本的政治优势。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领导力、号召力、动员力的检验,是对党的一次大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决定了我国抗"疫"之效、抗"疫"之功。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抗"疫"斗争必将取得伟大胜利。     

大数据时代日本个人信息保护法探究

个人信息本来是极其隐私的事物,在大数据时代却时刻处于"裸奔"状态,时刻面临被侵犯的风险。特别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大数据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个人信息保护再次引起关注。整体而言,日本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个人优先"与"公共优先"的宗旨博弈为出发点,以"个人信息"的概念界定为基础,以个人信息权的保护为核心,以个人信息保护机构的独立设置为落脚点,为个人信息的保护奠定了基础。我国应当积极行动起来,尽快颁布《个人信息保护法》,助力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和数字经济的发展。     

再评罗章龙与中共历史上三次"左"倾错误的关系

罗章龙在面对"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时,能够结合自身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分析"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根源、本质与危害.但是在反对李立三"左"倾错误中,罗章龙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要求完全改造中央,并且发展与王明的宗派斗争,走上了宗派主义的错误道路.两派最初是在思想领域内围绕如何解决李立三"左"倾错误、如何改组中央领导机关出现分歧,但随着矛盾的不断升级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介入,思想斗争演变成为政治路线上的斗争与权力斗争,并直接导致罗章龙走上了另组"中央"的道路.罗章龙对纠正"左"倾错误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不顾党的组织原则成立"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给党的工作带来严重的损失.     

浅议《合同法》框架下的智能合约适用问题

智能合约是运行在区块链上能够自动履行合同义务的新型合同,因其具备"自动履行"和"去中心化"等优势,故可降低合同履行成本、提高合同运行效率,但也导致了智能合约难以直接适用现行合同制度的订立规则、生效要件和救济方式等问题。本文从理论角度分析了智能合约的运行过程,通过对合同法理论的解释使智能合约与合同制度相契合;从技术角度分析了智能合约的原理与架构,利用技术手段对其进行修正,使智能合约符合《合同法》的规定。     

关于我国道路交通安全研究的几点思考

本文概述了目前我国道路交通安全研究状况,通过与国外道路交通安全研究的比较,提出了改进我国道路交通安全研究的建议。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的机构设置、经费开支、数据库的建立、研究方法、合作交流等方面作了详细阐述。     

中美贸易摩擦的背后

2005年,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加剧,中国连续11年位居全球贸易摩擦目标国榜首,全年共有18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63起"两反两保"调查,涉案金额21亿美元.从涉案产品看,主要集中于轻工、纺织、机电等我国具有出口竞争力的产品,其中尤以纺织品贸易摩擦更为突出.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必然会产生各种贸易摩擦.     

马克思世界历史视野中人的全面发展

世界历史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以来人类历史发展趋向的科学概括,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终其一生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世界历史的前途是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正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在那里,人的全面发展的逻辑与历史的双重内涵达到了最后的统一。因此,世界历史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一个统一的历史进程。     

常人方法学理论探析

社会学理论总是试图清晰地描述并解释社会行动及由此产生的复杂的生活世界 ,在熟知的基础上达到真知。传统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在这方面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 ;而 5 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常人方法学理论则对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 ,并在“权宜性行动”、“索引性”、“反身性”等概念基础上建立了独特的社会学理论和分析方法。常人方法学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路径 ,但是它并没有完成给自己赋予的使命。     

论行政处罚告知程序的法律适用

告知程序作为行政处罚的必经程序,在行政执法活动中居于重要地位。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告知制度在告知的主体、内容、阶段、形式、笔录制作等方面的法律适用中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认真分析其原因,寻求依法适用告知程序的对策,以期实现行政处罚法的立法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