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利用外资新特点及其思考

随着改革开放的更进一步纵深展开,中国利用外资在近几年也呈现出了一些新特点。本文旨在介绍我国在利 用外资上的新模式和新领域,并针对这些新特点,对外资的宏观管理提出一些建议。     

“三个代表”与政治文明：构筑起政治合法性的双翼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各个政权更是执政党应该首先解决好的重大问题。在我国，解决这一问题，关系到执政党执政地位的持久性、稳固性，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和合理性认证。针对我国政治合法性的特殊性，我们党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明这一全新执政课题，构筑起了我国政治合法性的双翼，为实现执政党执政合法性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合法性的良性互动指明了前进方向和现实路径。     

关于我国道路交通安全研究的几点思考

本文概述了目前我国道路交通安全研究状况,通过与国外道路交通安全研究的比较,提出了改进我国道路交通安全研究的建议。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的机构设置、经费开支、数据库的建立、研究方法、合作交流等方面作了详细阐述。     

毒品犯罪中适用诱惑侦查的法制化研究

诱惑侦查具有传统侦查手段不可比拟的优势,在打击毒品犯罪中发挥着巨大威力。在西方许多国家,已经率先实现诱惑侦查法制化。我国诱惑侦查目前还处于实践中广泛存在但没有法律依据的尴尬境地。要实现毒品犯罪侦查中实施诱惑侦查行为的法制化,必须通过立法对诱惑侦查制度予以合法化、法制化,逐步完善诱惑侦查的约束机制和保障机制。     

论刑法适用中道德评价因素的考量

道德评价能否在刑法适用中予以考虑,是刑事司法中的难题。一方面,道德评价在刑事司法中的体现是普遍存在的实然现象;而另一方面,法治原则一般又要求道德评价不应介入司法领域,否则,依法司法的理念将受到冲击。从理论上来看,道德评价可以在刑法适用解释中予以考虑,与其让道德评价潜在地、非理性地影响刑法的解释与适用,不如理性地承认和接受道德评价因素,并对其规范、限制和合理运用。道德评价因素在刑法解释和适用中的考量既是法理的要求,也是刑法原则所许可的,那种绝对排斥道德评价的观点,看似符合法治原则,但实际上并不能成立。从社会学的视角判断,刑法适用中考量道德评价因素是社会和谐的需求,也是社会学解释方法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对道德评价的考量与运用,应当在法律方法论的范围内,并在对其认真甄别、选择的基础上进行。     

试论技术入股股东的权利、义务与法律责任

技术出资方式迥然不同于货币、实物、土地使用权等出资方式,技术入股股东不仅具有其他股东的权利、义务与法律责任,而且还具有自己的特殊权利、特殊义务与特殊法律责任。从技术入股角度出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股东权利、义务与法律责任的规定需要充实。     

对入世后人力资源管理的思考

2 1世纪 ,作为知识和信息载体的人力资源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随着我国加入WTO ,人才需求将急剧增多 ,人力资源管理日显重要。但从我国目前的现状看 ,存在着人力资源素质相对偏低 ,人才流失严重 ,人力资源开发的体制和机制不健全、不完善 ,人力资源结构配置不合理、效益低下等问题。对此 ,必须采取相应措施 ,提高人力资源管理的整体水平。     

关于当代社会主义研究中的几个方法论问题

当代社会主义在未来社会发展的走向中应该而且可以探索多样化的发展道路。为此,我们必须在回顾总结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进行重新认识,并对其认识和研究的方法进行认真的革新,特别是要通过“回到马克思、”回到现实的语境、回到以问题为中心的视域,努力重建马克思主义的以合作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理论和价值体系,为现实社会主义的推进提供一条可以借鉴的发展之路。     

信用:企业文化建设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企业信用不仅仅是道德和法律的问题 ,更涉及到信用体制的构建和操作问题 ,涉及到信用文化的建设问题。而要推进企业信用文化建设 ,必须德、法、机制并举 ,企业、政府、社会齐心协力 ,三管齐下。企业要本着提高职工思想道德素质的目标 ,进行切实的诚信教育 ;政府应该在构建信用政府的基础上 ,为企业信用文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在环境 ;社会应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并致力于形成防范信用风险的机制 ,为企业和整个社会的信用文化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政治化角度与中国20世纪30年代文学论争

30年代是中国20世纪学发展中的重要转折时期，在其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的学论争，学讨论乃至学批评中，都能发现30年代学论争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特点的遗存，因此，本的探讨对加深理解30年代乃至整个20世纪学的发展均有着重要的意义。章分别从学论争的起因，论争中各方所关注的重心、论争各方的心态，对话的基本方式以及看问题的角度等等方面，论述了中国20世纪30年代一系列重要学论争的最基本的也是最显的特征，并进而分析了这些特征得以形成的30年代特殊的政治化语境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