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谁辩护，谁来倾听？——以律师会见权问题为切入点的分析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次允许律师在刑事审判前阶段参与诉讼活动，这是我国法制史上的一大进步。但随后出现的律师“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以及“取保难”和“维权难”又使得这一进步大打折扣。笔者试图以律师会见权问题为切入点，深入探讨这几难问题形成的原因，进而发现在刑事审判前阶段，只有侦辩或控辩双方，而无中立的第三方存在，法院只是在审判阶段才开始其诉讼活动。那么，律师在审判前阶段，向谁辩护？又有谁来倾听呢？     

海峡两岸法学学术讨论会观点摘述

<正> 中国政法大学主办的1993年海峡两岸法学学术讨论会,于8月23日至25日在北京举行。以台湾东吴大学校长章念慈为团长的台湾学者60余人和大陆学者专家百余人出席了会议。现将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和观点简述如下。一、所有权与债权研究大陆有的学者对大陆所有权法的特色与展望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大陆所有权的特色有三:一是所有权法以维护所有制为核心;二是由单一的所有权向多形式的财产权发展;三是简要的基本法与大量的单行法相结合。由于长期以来大陆实行高度集中的产品经济体制,而忽视商品经济,因而偏重所有权,忽视他物权,在立法上不使用物权概念,往往将所有权与传统民法上的用益物权混在一起。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所有制形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各类企业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三     

法院变更起诉罪名之实证分析

1999年4月3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綦江“虹桥”跨塌一案作出了一审判决，作为被告人之一的赵祥忠被判决犯有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而此前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提出的起诉书，则指控他犯有玩忽职守罪。法院经审理认定，“检察机关指控赵祥忠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指控其犯有玩忽职守罪不当”，因此将起诉罪     

论法人犯罪案件的刑事诉讼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等法律、法规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法律正式承认法人可以成为犯罪的主体和刑罚的对象,从而使我国法学界关于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的论战告一段落。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法人犯屝的现象日趋严重,国家有关惩治法人犯罪的法律、法规日渐     

什么是真正的直接和言词原则

众所周知，要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就要贯彻直接和言词原则。那么，究竟什么是直接和言词原则呢？对于这一问题，法学界似乎已经形成了共识。但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越来越强调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甚至专家辅助人的出庭作证，重视控辩双方对这些人的交叉询问。那么，法院仅仅将证人、鉴定人等传召到法庭上，使其接受各方的交叉询问，直接和言词原则就能实现了吗？答案绝对没有这么简单。     

法律程序构建的基本逻辑

要构建一部较为完善的刑事程序法,立法部门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刑事诉讼立法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于对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做出适当的平衡,避免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公民权利受到任意的侵犯。为此,立法部门需要认真考虑刑事追诉权与司法裁判权、执行权与裁判权的分离与制衡问题,维护被追诉者一的     

青年群体的信仰迷失与回归:私人生活空间视角

青年信仰的形成与其私人生活状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作为一种空间实践,私人生活则与媒介关系紧密。以媒介为中介所建构的交往空间往往成为私人生活呈现的重要场域,并通过培育个人主体性及其公共素养,进而生成稳定的社会信仰。青年信仰同样如此,其私人生活于媒介空间的演变构成信仰嬗变的重要因素。数字化媒介时代的到来,青年私人生活成为象征性交换对象,陷入透明化与私密化困境,这导致当下青年信仰的迷失。与此同时,青年私人生活变化同样蕴含着新的公共性建构因子,亦即通过陌生性交往衍生出来的差异性经验认同、互助行动等公共生活契机,背后突显青年信仰的重构路径。     

实物证据的鉴真问题

中国新颁行的刑事证据规定确立了实物证据的鉴真制度。根据所要鉴别的实物证据的不同，鉴真有两个相对独立的含义：一是证明法庭上出示、宣读的某一实物证据，与举证方“所声称的那份实物证据”是一致的；二是证明法庭上所出示、播放的实物证据的内容，如实记录了实物证据的本来面目，反映了实物证据的真实情况。中国刑事证据规定尽管确立了“保管链条的证明”方法，但强调通过对各种“笔录类证据”的形式审查，来验证实物证据在来源、收集、提取、制作、保管等各个环节上的可靠性。刑事证据规定还针对物证、书证、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分别确立了鉴真规则。鉴真制度要得到有效的实施，需要司法改革的决策者在刑事审判方式改革、侦诉关系改革、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有效实施排除规则等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以限制证据证明力为核心的新法定证据主义

中国证据立法遵循了一种以限制证据的证明力为核心的基本理念，即“新法定证据主义”的理念。证据法不仅对单个证据的证明力大小强弱确立了一些限制性规 则，而且对认定案件事实确立了一些客观化的证明标准。这一证据理念的出现，与立法者对证据真实性的优先考虑、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刑事诉讼的纠问化、司法裁判的行政决策化存在因果关系。这一证据理念及其影响下的证据立法活动，固然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却带来了一系列弊端。要推动中国证据立法的健康发展，需要对“新法定证据主义”及其影响下的证据立法进行理论清理，并创造条件消除促成这一证据理念产生的制度土壤和文化环境。     

论城市化进程中的职业教育作用

城市化水平代表了经济发展水平,但城市化进程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为了巩固城市化进程的成果,应该提高失地农民的素质,完成农民向市民的转变。本文分析了职业教育与城市化进程的关系,并提出了建议。